吳大猷

30 秒概覽： 吳大猷（1907–2000），理論物理學家。1946 年親手推薦楊振寧、李政道赴美，兩人十一年後共同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1983 年起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十一年，在台灣拼經濟的年代堅持基礎科學，為台灣科研體制奠基。

1957 年 10 月，諾貝爾委員會宣布當年物理學獎頒給楊振寧和李政道。在台北，吳大猷讀到這條消息，臉上不太像驚喜——更像是一種確認。他早就知道這兩個人有這個能耐。十一年前，他親手把他們推上了那條路¹。

分子物理學家的底子

吳大猷 1907 年出生於廣東高要，幼年隨家人遷居天津，在南開中學完成中學教育。1929 年從燕京大學物理系畢業後，他赴美進入密西根大學，1933 年以原子和分子理論研究取得博士學位²。

他的主要學術貢獻集中在分子光譜學（molecular spectroscopy）和量子力學的理論研究。氫分子離子的量子結構、多原子分子的振動轉動光譜計算——這些在 1930、40 年代屬於物理學前沿的問題，是他的核心研究領域。這類研究不是能在報紙頭版上報的題材，但正是這種耐心的理論工作，讓物理學在後來幾十年能夠處理越來越複雜的分子系統。

📝 吳大猷的學術風格屬於「慢工出細活」型——不是做出一個驚天發現，而是鋪設讓後人能站上去的基礎平台。這種風格在求快的年代很容易被忽略，但他培養出的人才清單本身就是最好的證明。

1934 年起，吳大猷在密西根大學任教，一邊研究一邊教書，直到 1946 年。這段時期，他逐漸形成了一套嚴謹而開放的教學風格：要求精確，但不壓制學生的直覺。

那一封推薦信

1946 年，吳大猷從中國政府拿到一批赴美留學的名額。他選了兩個學生——楊振寧和李政道——並把他們推薦去美國深造。楊振寧赴芝加哥大學，跟隨費米（Enrico Fermi）做研究；李政道也進入同一所大學，後來轉向理論物理³。

楊振寧後來回憶：「吳先生教我的不是怎麼解題，是怎麼找到值得解的題目。」李政道也說過，吳大猷從不告訴他該研究什麼，只教他分辨一個問題是否真正重要⁴。

「科學的價值不在答案，在問問題的方式。」——吳大猷

1957 年，楊振寧和李政道因宇稱不守恆（parity violation）的理論工作共同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成為最早獲得諾貝爾科學獎的華人科學家⁵。吳大猷讀到消息的那個表情——那種確認——是因為這正是他教的那種思考方式：問別人覺得理所當然的事，它真的是真的嗎？

📝 宇稱不守恆的核心，就是質疑一個物理學界以為「當然如此」的對稱性。兩個中國學生用老師教的方法推翻了一條「定律」——吳大猷確認的不是結果，是方法。

中研院的十一年

1983 年，吳大猷以 76 歲高齡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接下一個不算容易的位置。他在任期間（1983–1994）強調基礎研究的不可替代性，不允許中研院淪為純粹服務應用需求的機構；推動更嚴格的研究評鑑制度；引進海外人才回台⁶。

他常說：「沒有基礎科學，就沒有真正的應用科學。」在 1980 年代台灣急著要拼半導體產業、拼資訊產業的氛圍裡，這句話需要一點底氣才敢說。他也重視科學的公眾溝通，推動中研院舉辦科學講座和夏令營，讓科學不只發生在研究院裡。

這些改革的效果不是立竿見影的，但為台灣後來的科研能量積累提供了體制基礎。後來李遠哲接任院長（1994–2006），站在吳大猷鋪好的制度地基上進一步推動中研院國際化。

一個尷尬的頭銜

吳大猷常被稱為「中國物理學之父」，但這個頭銜放在他的完整生命史裡有點複雜。他晚年的工作大部分在台灣——說他是「台灣科學發展的奠基人之一」，比那個稱號更貼近事實。

他在密西根大學的研究生涯、對楊振寧和李政道的培育、在中研院的十一年，加在一起構成了一個跨越大陸、美國、台灣的科學傳承。他的工作不屬於任何一個單一的地方，但台灣是他最後扎根的地方。

2000 年 1 月，吳大猷在舊金山逝世，享年 93 歲⁷。楊振寧在悼文裡寫道：「吳先生的重要性很難用標準的學術評量來衡量——他教給人的不只是物理，是怎麼做一個真正的科學家。」這種影響，確實很難放進任何引用指數或論文數量裡。

延伸閱讀：

• 李遠哲 — 另一位在台灣成長、後來獲得諾貝爾化學獎的科學家，代表台灣在基礎科學上的持續積累
• 半導體產業 — 吳大猷擔任中研院院長的 1980 年代，正是台灣半導體產業起飛的關鍵時期
• 唐鳳 — 從科學到科技，台灣知識菁英參與公共事務的另一種路徑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