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溫侯：當外交官變成博物學家

30 秒概覽： 羅伯特·史溫侯（Robert Swinhoe, 1836-1877），英國駐福爾摩沙首任領事。在台灣前後停留約四年，發表了 52 篇關於這座島嶼的學術論文，記錄了 227 種鳥類、40 種哺乳類、246 種植物。同時代鳥類學家 P. L. Sclater 稱他是「史上最成功的博物探險家之一」。他 41 歲因病去世，但他命名的物種——從千元鈔票背面的藍腹鷴到地球上最瀕危的斑鱉——至今仍在這座島上（和學名裡）活著。

十九歲，香山海岸

1856 年 3 月，一個 19 歲的英國翻譯官搭中國商船抵達新竹附近的香山海岸¹。他在島上待了兩週。沒有人叫他做任何跟自然史有關的事。他的職位是英國駐華翻譯生，18 歲通過外交官考試，在北京學過中文，被分配到廈門。他的工作是翻譯公文。

但他在香山做的第一件事是記下他看到的鳥。

那篇觀察記錄後來發表在香港的《中國陸路郵報》，隔年翻成德文登在柏林的地理雜誌²。沒有人注意到。對史溫侯來說，那是起點。

他後來回廈門繼續做翻譯官的工作，但心思已經留在那座島上了。兩年後，天津條約開放了台灣的港口，他得到了回去的機會。

一個外交官的時差

1858 年，天津條約簽訂，台灣的淡水、安平、基隆、打狗四個港口陸續對外開放³。英國需要有人到福爾摩沙設領事館。1860 年 12 月，24 歲的史溫侯被任命為英國駐福爾摩沙首任副領事。

他在 1861 年 7 月抵達台灣府（今台南），帶著助手 George Braune 開設了英國領事館⁴。他的正職是處理英商貿易糾紛、樟腦走私、傳教士與地方衝突。1865 年升任領事。

但翻閱他的通信和論文，你會發現一件事：他的外交報告裡夾帶博物學觀察，他寫給英國鳥類學會的信裡討論的是物種分類而不是通商條約⁵。1862 年 1 月 17 日，他從淡水寫了一封信給《Ibis》，那天他剛看到一種新的鳥。同一時期，他的長官期待的是港口稅收報告。

📝 策展人筆記
史溫侯活在兩個時區裡。白天的他是大英帝國在遠東的外交棋子，負責帝國的利益投射。夜晚和週末的他屬於另一個世界——蒐集標本、寫信給倫敦的分類學家、把每一次出差都變成田野調查。他用政府的薪水做科學的事，但科學活得比帝國更久。

他不只一個人在島上探險。妻子克莉絲蒂娜·斯特朗納克（Christina Stronach）是福州傳教士的女兒，1862 年成婚，跟著他一起住在打狗——不是住在房子裡，是住在一艘荷蘭舊巡防艦 Ternate 號上，那艘船被挪用作鴉片接收船⁶。至少一個孩子在打狗出生。後來史溫侯以妻子的名字命名了一種鳥：叉尾太陽鳥（Aethopyga christinae）⁷。

四年，五十二篇

從 1861 年到 1866 年，史溫侯在台灣的時間加總約四年（中間有數次回廈門和倫敦）。他主要待在打狗、淡水和台南。這四年裡，他做了一件在台灣自然史上沒有人做過的事：有系統地採集、鑑定、發表。

他爬觀音山、走打狗到台南之間的平原、沿西海岸收購農民撿到的蝸牛殼。他雇當地獵人替他捕鳥，把每一批標本裝箱寄回倫敦，交給鳥類學大師約翰·古爾德（John Gould）鑑定⁸。

台灣鳥類目前已知約 686 種，史溫侯一個人記錄了三分之一⁹。以今天的標準來看，一個非專業科學家用四年完成的調查量，相當於一整支學術團隊數十年的田野成果。

1863 年，他在《The Ibis》分三期發表了〈福爾摩沙鳥類學〉（The Ornithology of Formosa, or Taiwan），記述 186 種鳥類¹⁰。同一年，他還發表了台灣爬蟲動物名錄、一篇民族學觀察，這是西方最早以民族學框架記錄台灣原住民的文獻之一。

台灣博物館副研究員林俊聰指出：「史溫侯不只採集標本，更有系統地使用二名法鑑定物種，對台灣生物學留下巨大印記。」¹¹

✦ 「在史溫侯之前，西方世界對福爾摩沙的生物幾乎一無所知。在他之後，這座島被寫進了全球自然史的版圖。」

留在物種裡的名字

四種哺乳動物和十五種鳥類以他的名字命名¹²。最有名的三個物種，命運截然不同。

藍腹鷴（Lophura swinhoii）是 1862 年古爾德一口氣發表的 16 個台灣新種之一，這隻藍色山雉後來成為台灣最具代表性的特有種之一¹³。IUCN 曾將牠列為瀕危，野外一度不到 200 隻。保護區設立後族群回升到 3,300-6,700 隻成熟個體，現為近危等級¹⁴。台灣藍鵲（Urocissa caerulea）來自同一批 1862 年標本，2007 年國鳥票選以 52 萬票奪冠。

斑鱉（Rafetus swinhoei）走的是另一條路。1873 年由葛雷以史溫侯的標本命名，如今是地球上最瀕危的龜鱉類，已知存活個體僅剩兩隻：蘇州動物園一隻，越南一隻¹⁵。科學家正在越南湖泊使用 eDNA 技術搜尋未被發現的個體。如果找不到，Rafetus swinhoei 將成為以史溫侯命名的第一個滅絕物種。

📝 策展人筆記
以一個人的名字命名物種，是科學界最持久的致敬方式：不需要銅像、不需要紀念碑，物種名嵌在分類系統裡，只要物種還活著（或只要有人還在研究牠），名字就不會消失。但斑鱉的例子提醒我們：命名也可以變成一種悲傷的紀錄。

外交的副產品

史溫侯留給台灣的不只是標本。1862 年，他寫了一份《1862 年前福爾摩沙貿易報告》，評估台灣茶葉的出口潛力¹⁶。這份報告間接吸引了蘇格蘭商人 John Dodd 來台。Dodd 從安溪引進茶苗，1869 年首次將 2,131 擔台灣烏龍茶直運紐約，打著「Choicest Formosa Oolong Tea」的標籤——台灣茶葉外銷的起點，始於一位博物學家的貿易報告。

1864 年，他在《科學美國人》發了兩篇短文：一篇講台灣的樟腦，一篇講宣紙原料通脫木¹⁷。樟腦後來引爆了 1868 年的國際貿易糾紛：怡記洋行走私樟腦被清廷查扣，史溫侯短暫回台處理，雙方簽訂樟腦章程結束專賣。

他甚至不自覺地留下了一張「生態基線」。160 年後的今天，生態學家用他當年的物種紀錄來衡量台灣失去了多少。有些他描述過的棲地已經消失，有些他提到的原住民部落已不再存在。

四十一歲

1871 年前後，史溫侯開始出現半身不遂的症狀。1873 年第三次中風後被迫離開中國，返回英國¹⁸。1875 年退休。1876 年，他獲選為英國皇家學會會員（FRS），這是英國科學界最高榮譽之一。

但身體撐不住了。1877 年 10 月 28 日，史溫侯在倫敦去世，年僅 41 歲。他從 19 歲踏上香山海岸到 41 歲嚥下最後一口氣，中間只有 22 年，其中最精彩的四年給了福爾摩沙。

他的 3,700 件標本由收藏家亨利·西伯姆購入，後來捐給利物浦博物館（今世界博物館），至今仍是英格蘭第二大鳥類標本館的核心館藏¹⁹。1903 年，美國駐台外交官 James Wheeler Davidson 在《The Island of Formosa》一書中寫道：「沒有任何外國人像他一樣，把自己的名字如此牢固地刻在福爾摩沙上。」²⁰

一百四十七年後

2013 年，高雄市文化局修復打狗英國領事館及官邸，館內設置了史溫侯的蠟像，場景重現他帶著台灣獼猴標本工作的樣子。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2019 年做過「以史溫侯之名」特展²¹。

2019 年 1 月 17 日，史溫侯的第五代旁系後裔克里斯多夫·史溫侯-斯坦登（Christopher Swinhoe-Standen）從英國飛到高雄。他站在打狗英國領事館的蠟像旁合影。「我會把照片帶回去給我 91 歲的母親看，」他說，「我確信這個故事會在家族裡流傳很久。」²²

他搭乘了「史溫侯探險之旅」文化遊艇，重走 1858 年史溫侯環島航線的高雄港段。147 年前，他的祖先搭英國軍艦 HMS Inflexible 第一次繞行這座島。現在他坐在觀光船上，看同一片海。

史溫侯臨終前幾週，還在寫論文。最後一篇描述的是黃胸藪眉（Liocichla steerii）——一種台灣中高海拔霧林帶裡的小型畫眉。他寫完物種描述，幾週後嚥下最後一口氣。

那隻鳥至今仍在台灣的山裡唱歌。牠不知道自己的學名，也不知道替牠取名字的人，四年就讀完了整座島。

延伸閱讀：

• 清治時期 — 史溫侯來台時的時代背景：開港通商、樟腦糾紛、帝國夾縫中的福爾摩沙
• 台灣特有種 — 史溫侯記錄的物種中，許多後來被確認為台灣特有種
• 台灣藍鵲 — 史溫侯 1862 年採集標本，2007 年國鳥票選冠軍
• 李仙得 — 同時期另一位在福爾摩沙留下深刻印記的外國外交官，但動機截然不同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