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補習班文化：一條街的興衰，與一整個社會的焦慮帳單

30 秒概覽： 台灣有超過 18,000 家補習班，比全台便利商店還多。教改推動三十年，補習班數量反而翻了三倍。1981 年台北南陽街聚集十萬重考生的盛況已經結束，但補習的需求沒有消失，只是從「重考聖地」分散到每個社區的巷弄裡，從高中生往下滲透到小學五年級。一個台灣家庭把孩子從小學養到大學畢業，平均花在補習上的錢約 170 萬台幣。這筆帳單背後的問題早已超出教育本身，揭示了一個社會對「公平」的想像被鎖死在考試成績裡。

一條街能裝下十萬個青春

1981 年，台北車站旁的南陽街，一條不到五百公尺的街上擠了 48 家升大學重考班。台北市補教協會總幹事張浩然回憶：「那時候一家接著一家，學生也可以做比較。」¹

學生人數超過十萬。在當時全台人口不到兩千萬的背景下，這意味著每兩百個台灣人裡就有一個正在南陽街重考。他們從全台各地搭火車到台北車站，出站右轉直奔南陽街，找補習班、租雅房、買參考書。整條街充滿便當店、租書店、影印店，所有商業活動圍繞一個目標：明年考上好大學。

為什麼是南陽街？1960 年代重考名師都在台北，中南部考生必須北上。南陽街鄰近台北車站，房租比大安區便宜，補習班能租到整棟公寓改裝成教室。一間教室塞上百人，名師站在講台上拿著麥克風，粉筆灰飛揚到最後一排。沒有冷氣的夏天，窗戶全開，隔壁班上課的聲音混在一起。

這已經超出學習環境的定義，這是戰場。但在聯考制度下，這個戰場至少有一個所有人認同的規則：分數決定一切。

聯考消失了，補習班卻活得更好

2002 年，大學聯考正式走入歷史，改為多元入學方案。教改的初衷是打破「一試定終身」，減輕學生壓力。

結果是這樣的：2002 年以前，全台補習班約 6,000 家。到了 2017 年，這個數字膨脹到 18,492 家，成長三倍²。其中文理補習班 11,045 家，比 2003 年增加了 2.7 倍。整個補教產業年產值約 1,500 億台幣³。

18,000 家是什麼概念？全台超商加起來大約 12,000 家。補習班比便利商店多了五成。

第七次《中華民國教育年鑑》在「補習教育」篇中記載了補習及進修教育的制度沿革，呈現了正規教育體系外這個龐大產業的官方面貌⁴。為什麼教改反而催生了更多補習班？因為規則變複雜了。

聯考時代只有一套遊戲規則：考高分。家長知道要補什麼、補多久、補到什麼程度就夠了。多元入學之後，學測、指考、繁星推薦、個人申請、學習歷程檔案，每個管道有不同的計分方式、不同的準備策略。家長的焦慮換了形狀：從「怕考不好」變成「怕搞不懂規則」。

搞不懂規則的時候，花錢請人搞懂，這就是補習班存在的商業邏輯。

補習班裡的階級地圖

台灣的補習班產業有一個很少被正面討論的事實：它是階級的放大器。

東海大學社會系副教授劉正在 2006 年的研究〈補習在臺灣的變遷、效能與階層化〉中指出，補習參與的時間和類型隱含著階層化的不平等⁵。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黃敏雄的長期追蹤研究進一步發現：父母教育程度越高，孩子的學習表現越好，而這種差距從小學一年級就開始拉開⁶。

翻成白話：有錢的家庭補得多、補得早、補得精準。沒錢的家庭連補習費都是問題。

以招收對象來看，2018 年全台為小學生開設的補習班有 8,800 家，佔所有補習班的 45.6%⁷。小學生成了補教產業最大的客群。特別是在台中，許多家長從孩子五年級就送進「私中先修班」，因為私立中學入學考的範圍涵蓋國一教材。五年級的孩子，正在為了考進一所國中而補習。

六都佔了全國補習班總數的 75%。偏鄉的孩子想補也沒地方去²。

中研院的研究還發現一件反直覺的事：學習表現最差的學生，更多出現在都市和中間地帶的學校，而非偏遠鄉村⁶。補習班林立的地方，教育落差並沒有因此縮小。

名師經濟學：年薪百萬美金的粉筆客

台灣補教產業曾催生出一種獨特的職業物種：補教名師。

1996 年，《台灣光華雜誌》記者陳淑美寫了一篇〈當繁華落盡──補習班名師列傳〉，記錄了這個族群的荒謬與代價。一位才出道兩年的數學名師年收近三百萬台幣；另一位英文名師年收一百萬美金。他們穿名牌、住豪宅，收入跟醫生律師平起平坐⁸。

但社會地位是另一回事。一位資深補教業者自嘲：「社會地位很可能僅高於妓女，兩者都有同樣特性：都是人們需要時才想到。」有名師想買商業大樓的辦公室，被大廈管委會拒絕⁸。

代價也是真的。名師們每週上課四十小時，寒暑假更是每天六到八小時排滿。一位年輕數學老師因為站立過久患了多種炎症，拒絕住院治療趕去上課。一位從 1970 年代就開始教學的數學名師，叱咤補教界二十餘年，中年歸佛茹素，捐獻收入，最終在講堂上吐血身亡，享年六十⁸。

2010 年代，補教名師從講台走進了電視螢幕。呂捷因為一支談六四天安門的上課片段被上傳 YouTube 成為網紅，後來轉型為歷史知識型創作者⁹。高國華與陳子璇的婚外情被媒體大篇幅報導，網友戲稱為「補教人生」¹⁰。補教名師的八卦取代了他們的教學，成為大眾更感興趣的內容。

東亞共業：補習是區域結構

台灣的補習文化經常被當作獨特現象討論，但它其實是東亞的共同結構。學術界稱之為「影子教育」（shadow education）：正規教育的影子，跟著學校體制亦步亦趨，學校教什麼，補習班就補什麼¹¹。

2008 年，韓國有八成的中小學生接受至少一種課外補習，其中約半數上補習班（학원，hagwon）。日本 2007 年的數據顯示，超過 65% 的國三學生上塾（じゅく，juku）¹¹。台灣 12 年國教上路後的調查發現，超過七成的孩子仍在補習，平均每月花費約 5,500 元（依關鍵評論網引述調查彙整）¹²。

三個國家，三種語言，同一件事：學校教完了，再花錢讓別人教一遍。

差異在於政府的態度。韓國曾在 1980 年全面禁止補習班，結果地下補習反而更猖獗，2000 年被憲法法院判定禁令違憲。日本則是默認塾的存在，甚至視為公立教育的補充。台灣兩邊都不是：沒有禁止，但也沒有把補習班的存在當作教育政策需要面對的變數來處理。

教改說要減壓，但從來沒有回答一個問題：如果學校真的夠好，家長為什麼還要花錢把孩子送去補習？

南陽街的最後一課

2023 年，南陽街只剩三家大學重考班，學生約 2,500 人¹。一樓店面大多變成手搖飲料店和小吃攤，二樓是美髮沙龍。

重考生消失的原因很直接：大學錄取率接近百分之百，加上轉系、轉學管道暢通，不需要把青春押在重考上。而建築法規的變遷也讓南陽街的日治時代老屋難以再立案為補習班，部分補教業者轉移至附近街區¹。

但補習班沒有消失。它從南陽街的集中式戰場，散落到全台每個社區的巷弄裡。從 48 家變成 18,000 家。從高中重考生的戰場，變成小學五年級孩子的日常。

南陽街的故事，表面上是一條街的興衰。底下是一個社會三十年來對教育焦慮的帳單，只是付帳的方式從「擠在一條街上」變成了「分散在每個家庭的月支出裡」。

跨國調查顯示，台灣父母從小學供到大學的平均教育總支出可觀，補習費佔了相當比例²。這筆錢買到的，究竟是孩子的未來，還是家長的安心，三十年來沒有人能給出確定的答案。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