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瘧疾根除：連日清與一套把蚊子納入治理的公共衛生工程

1946 年 11 月，屏東潮州的瘧疾研究中心成立。15 歲進入臺北帝國大學熱帶醫學研究所昆蟲研究室的連日清，後來成為臺灣防瘧工作的核心人物。1965 年 12 月 4 日，臺灣取得世界衛生組織的瘧疾根除登錄證書。^{1 2 3}

這三個日期很容易被排成一條英雄傳記：年輕人遇到好老師，研究蚊子，帶領團隊消滅疾病。但臺灣的瘧疾根除其實更像一座制度機器。它把顯微鏡、抗瘧藥、DDT 噴霧器、地方衛生所、軍隊、戶籍與民眾的家屋接在一起，最後才把一種病從本土流行病變成必須防止境外移入的公共衛生風險。^{1 4 5}

30 秒概覽： 日治時期的臺灣曾是瘧疾流行區，戰後又遇到醫療體系重整與資源短缺。1946 年潮州研究中心把洛克斐勒基金會、臺灣本地研究者與地方防疫網絡接上，1948 年改組為臺灣省瘧疾研究所。DDT 室內噴灑、抗瘧藥物、病媒蚊研究和病例監視持續約二十年，臺灣在 1965 年取得 WHO 根除認證。這個故事的反差是，根除並沒有讓蚊子消失，反而留下了一套必須持續監測的國家能力。^{1 6 4}

臺灣不是一直都沒有瘧疾

瘧疾不是熱帶地圖上與臺灣無關的疾病。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的歷史展覽記載，日治時代臺灣每年因瘧疾死亡的人數曾高達萬人。國家人權記憶庫則指出，臺灣總督府曾設置瘧疾防遏所，透過保甲制度推動診察、治療與環境整潔，疫情一度受到抑制。^{1 4}

這段日治經驗不能簡化成「日本先做好，戰後接著做」。保甲制度提供了行政進入村落的路徑，卻也把防疫放進殖民治理的控制結構。戰爭爆發後，臺灣生產的奎寧被優先運往南洋戰場，醫療設施又受到轟炸破壞，衛生環境惡化，瘧疾重新擴散。⁴

戰後的問題因此不只是缺一種特效藥。研究者蔡姿儀整理 1945 至 1965 年的防瘧史指出，當時必須同時處理研究機構、藥物供應、衛生人員、病例統計和群眾配合。防治工作後來結合日治時期留下的行政基礎、西方公共衛生技術與臺灣本地的環境條件，才逐漸形成可運轉的計畫。⁵

📝 策展人筆記
臺灣的瘧疾史不是一個外來醫學把本地疾病按下停止鍵的故事。真正改變局面的，是一套技術被翻譯成地方衛生人員、研究者和住戶每天都做得到的動作。

潮州：研究中心為什麼選在這裡

1946 年，中央衛生實驗院派專家到臺灣考察，認為當地防瘧技術落後。洛克斐勒基金會駐中國代表華生與中央衛生實驗院研究員許世鉅在同年 11 月來臺，尋找一個可以就近統籌防瘧事務的基地。最後，研究中心設在疫情最嚴重的潮州。⁴

潮州位在疾病密度最高、最需要研究的現場，因此研究中心不能只做遠離地方的實驗。研究中心最初利用日治時期潮州瘧疾防遏事務所的空間，之後搬進高雄縣政府提供的原潮州神社房舍。1947 年，研究中心又在臺中水里坑與基隆設置野外研究站，將研究從一棟建築延伸到不同地理環境。⁴

研究中心的工作不只是在紙上辨識瘧原蟲。它研究瘧蚊生態，訓練防瘧人員，試驗白樂君與氯奎寧等藥物，也引進 DDT 殘餘家屋噴射、野外幼蟲處理和自動沖流等方法。潮州因此成為一個把昆蟲學、藥物試驗、衛生工程和行政訓練放在同一個空間裡的公共衛生基地。⁴

1948 年 4 月 1 日，瘧疾研究中心併入臺灣省政府衛生處，改組為臺灣省瘧疾研究所。洛克斐勒基金會後來因中國政治局勢撤離人員和設備，原有的國際援助出現斷裂。研究所並未因此消失，中國農村復興聯合會自 1949 年起提供補助，讓防瘧業務接續下去。⁴

這個轉折改變了成果的歸屬方式。臺灣的公共衛生成果不能只寫成「美援帶來成功」，也不能反過來寫成「本地自己完成」。外部資金帶進儀器、藥物、訓練和國際標準，本地機構則把這些資源轉成能穿過村落、家屋與季節變化的工作。兩者缺一，研究中心都可能只剩下一段短暫的援助史。^{4 5}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國家人權博物館、WHO、臺大校友雙月刊

連日清先學會的是打字，不是消滅瘧疾

連日清 1927 年出生於大稻埕。15 歲時，他因家庭經濟需要，被推薦到臺北帝國大學熱帶醫學研究所昆蟲研究室工作，主要負責英文打字與文書處理。科技大觀園記載，他的主管大森南三郎教授要求他在有訪客時暫停打字，專心聽研究討論。^{2 3}

這個場景比「天才少年」更能說明他的起點。他沒有先得到完整的學術訓練，而是在辦公室旁邊聽見蚊蟲分類、熱帶疾病與防疫的討論，再自己練習顯微鏡觀察。代理主管森山忠光讓他鑑定瘧蚊幼蟲標本，第一次十片、第二次十片，結果都正確。之後，他在池塘採樣時辨識出呂宋妙蚊，才逐漸確定自己想把一生放在蚊蟲研究上。^{3 7}

連日清的故事有一個容易被忽略的地方。他後來被稱為「蚊子博士」，並不是因為一開始就站在研究體系中央，而是因為一個本來只負責英文打字的少年，靠著聆聽、練習、採樣和反覆比對，慢慢取得研究資格。這是個人能力的故事，也是制度偶爾讓邊緣位置的人靠近知識核心的故事。^{2 3}

他進入臺灣省瘧疾研究所後，野外工作走遍臺灣各地，參與瘧疾根除，也研究日本腦炎、登革熱與恙蟲病。1958 年，他接受 WHO 資助到英國倫敦熱帶醫學暨衛生學院進修，學習蚊蟲對殺蟲劑的感受性分析技術。這種專業後來不只用來辨識蚊子，也用來判斷防治手段是否仍然有效。^{1 3 7}

📝 策展人筆記
連日清最值得記住的，不只是他替臺灣找到多少種蚊子，而是他把「看見一隻蚊子」變成「知道一個社區該怎麼防疫」的能力。

DDT 的力量，來自它可以進入每一間屋子

防疫如何變成地方工作的節奏

瘧疾防治真正困難的部分，往往不在一次性的藥物分發，而在於讓工作能按照季節和地理條件反覆發生。研究人員必須知道雨季何時開始，衛生人員必須記下病例出現的村落，噴藥隊伍必須回到同一批家屋確認覆蓋情形，地方居民則要在日常生活裡接受檢查、服藥與衛生宣導。這種工作沒有一個足以代表全部成果的單一畫面，它靠的是許多人把小事做得足夠久。

潮州研究中心提供的價值，正是把這些零散行動轉成可教學、可比較、可追蹤的流程。蚊蟲標本可以送進實驗室，病例可以進入統計表，藥物試驗可以回饋現場，家屋噴灑也能由訓練過的人員執行。當一個村落的病例下降時，研究者仍不能立刻宣布成功，因為下降可能與季節、人口移動或診斷不足有關。根除計畫必須把「沒有看見病例」和「確實沒有本土傳播」分開處理。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防瘧工作會培養出一批熟悉地方的技術人員。他們知道哪條路雨後難走，哪種房屋牆面不容易保留藥劑，哪個村落的居民需要用不同語言或不同方式說明。官方計畫提供標準，本地工作者補上環境差異，根除才有機會從紙面上的目標變成每天可執行的節奏。

圖：1958 年 National Malaria Eradication Program 使用 DDT 噴灑蚊蟲的歷史照片。影像來自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由美國聯邦政府職務作品釋出，public domain。這張照片不是臺灣現場影像，而是用來說明當時國際防瘧技術的工作形式。圖片檔案頁：⁸

臺灣戰後防瘧的關鍵工具之一是 DDT。疾管署記載，防治計畫透過各縣市衛生單位、國軍與民眾配合，進行大規模室內化學防治。這不是在遠方噴一片看不見的田野，而是讓防疫工作人員進入家屋，在牆面留下能持續發揮作用的藥劑。¹

這種方法有效，正因為它把病媒蚊的習性和住屋結構接在一起。潮州研究基地確認矮小瘧蚊是主要病媒，而且偏好棲息在室內。於是，屋內牆面成為防疫介入點，住戶的房子也成為國家衛生政策可以測量、處理與複查的空間。^{1 4}

圖：Anopheles albimanus 瘧蚊近照。影像來自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 Public Health Image Library，由美國聯邦政府職務作品釋出，public domain。圖片檔案頁：⁹

但有效不等於沒有代價。DDT 代表了當時公共衛生對化學防治的信任，也把住戶納入一種必須配合的集體行動。研究指出，戰後防瘧並非單靠法令強制，而是同時使用宣傳、教育與柔性溝通提高參與。這句話的背面是，政府必須知道誰住在哪裡、哪些屋子噴過、哪裡還有病例，防疫才能形成覆蓋率。⁵

所以，瘧疾根除是一場醫療工程，也是一場治理工程。它讓病媒蚊從自然環境裡的一種昆蟲，變成需要被分類、監測、估算和處理的公共對象。對當時的人來說，這或許是一次噴藥。對制度來說，則是一次把家庭空間接上國家統計與衛生網絡的練習。^{1 5}

1965 年：根除的日期有兩種記法

WHO 的無瘧疾認證名錄把臺灣列在 1965 年 11 月認證的地區之中。臺灣疾管署的歷史展覽則記載，臺灣在 1965 年 12 月 4 日獲 WHO 頒發瘧疾根除登錄證書。兩個日期不是文章可以隨意挑一個的錯誤，而是「國際名錄的認證月份」和「證書頒發日期」兩種制度時間。^{1 10}

這項成果通常被寫成「臺灣成為全世界第一個瘧疾根除地區」。外交部與師大校方文章都使用這個說法，並把它放在國民健康、社會發展與經濟發展的脈絡中。對戰後臺灣而言，根除瘧疾確實意味著一種長期、跨部門的公共衛生能力已經成形。^{2 11 10}

但「根除」不等於臺灣再也沒有蚊子，也不等於所有與瘧疾相關的工作都結束。2015 年衛福部資料指出，臺灣仍可發現矮小瘧蚊，境外移入病例平均每年約 10 至 30 例。疾病管制署因此持續做病媒調查、境外病例檢驗、患者治療追蹤與抗瘧藥物儲備。^{1 6}

📝 策展人筆記
「根除」最容易被誤解成一個句點。對公共衛生來說，它比較像一個門檻：跨過去之後，社會才有餘裕把力氣從全面撲滅改用在維持不復發。

潮州研究所也在白色恐怖的陰影裡

瘧疾研究所的歷史不能被隔離成一段純粹光明的科學史。國家人權記憶庫記載，1948 年潮州分所使用戰後修整的潮州武德殿作為辦公空間，1952 年研究所總部與分所合併後，這裡成為臺灣瘧疾根除計畫總部。1969 年總部搬往臺北南港，原有建築後來撥給潮州高中使用。⁴

同一份人權記憶資料也記載，葉盛吉在 1950 年 5 月 29 日於潮州分所被憲兵逮捕，後遭判刑並在同年 11 月被槍決。葉盛吉原本是臺大醫學院畢業的醫師，曾到潮州分所參觀 DDT 噴灑與採集瘧蚊的工作，並對那裡的研究設備留下正面印象。⁴

這個重疊不是說瘧疾防治等同於白色恐怖，也不是要用一宗政治案件否定公共衛生工作。它提醒我們，研究機構從來不在政治真空裡。潮州分所可以同時是年輕研究者看見美國儀器、學習病媒科學的地方，也是國家安全機器逮捕人的地方。把兩種記憶放在同一張地圖上，才不會把「現代化」寫成沒有陰影的室內照片。⁴

📝 策展人筆記
一座研究所可能讓人看見顯微鏡下的蚊子，也可能讓人看見門外的憲兵。臺灣的公共衛生史之所以重要，不是因為它能被放進純粹進步的故事，而是因為它必須和同時代的國家權力一起被讀。

根除之後，臺灣把經驗帶出海

臺灣的瘧疾史沒有在 1965 年停止。連日清後來進入美國海軍第二醫學研究所，持續做醫學昆蟲研究，也參與玻利維亞與聖多美普林西比的抗瘧工作。師大與外交部資料記載，他在 2003 年後以高齡參與聖多美的防瘧計畫，臺灣把本土根除經驗轉成公衛外交的一部分。^{2 11}

官方資料對聖多美的發生率使用不同年份的數字。外交部文章記載，發生率由 2003 年的 50% 降至 2012 年的 4%，2015 年為 1.01%。科技大觀園則以另一種計畫統計口徑描述感染率從 40% 降至 1% 以下。這些數字不能被混成一條精確的下降曲線，文章只能各自標明來源的說法。^{3 11}

這個差異反而很有意義。瘧疾防治不是一套離開地方就能原封不動複製的機器。病媒蚊、房屋、降雨、醫療可近性、藥物供應與行政能力都不同。臺灣輸出的不只是一種噴藥方法，也包括研究、訓練、監測和把技術翻譯成地方工作的方法。^{1 3 11}

一隻蚊子留下的責任：根除之後仍要監測

臺灣瘧疾根除最值得重新閱讀的地方，是它同時包含三種尺度。第一種是連日清在顯微鏡前辨識幼蟲的個人尺度。第二種是潮州研究所、地方衛生單位與防疫人員穿過家屋的制度尺度。第三種是 WHO 認證、國際援助與公衛外交所形成的跨國尺度。任何一種尺度單獨拿出來，都不足以解釋 1965 年的結果。^{1 2 4 5}

它也同時留下三種時間。日治時期的防遏所提供了行政與衛生的前史，戰後的美援與研究中心把知識、藥物和設備接進來，根除後的疾管系統則把「沒有本土病例」當成必須持續維護的狀態。這不是一條從落後走向先進的直線，而是一段不斷改組、接續與修補的工作。^{6 4 5}

今天談瘧疾，最容易只剩一句「臺灣已經根除」。但那句話如果沒有接上 1946 年潮州的研究基地、連日清的野外採樣、住戶牆面的 DDT、1965 年的兩種日期，以及根除後仍存在的矮小瘧蚊，就會把一場制度工程壓扁成一枚獎章。^{1 3 6 10}

臺灣曾經建立一套足以把疾病壓到看不見、又能在它回來以前辨認它的能力，這套能力比「蚊子消失」更接近根除的真實含義。這套能力有外援的痕跡、本地研究者的手、國家治理的力量，也有威權年代對身體與空間的介入。需要保存的重點，不在「奇蹟」兩個字，而在那套能力如何形成，以及它為什麼必須繼續被檢查。^{11 6 4}

📝 策展人筆記
瘧疾根除留下的最後一個物件，與其說是證書，不如說是一支還沒有收起來的採蚊管。它提醒我們，公共衛生最可靠的勝利，從來不是宣布事情永遠結束，而是知道明天要去哪裡重新檢查。

參考資料

延伸閱讀

如果想繼續讀這段歷史，可以沿著三條路線進入。第一條是潮州基地與臺灣醫學昆蟲學，追蹤研究中心如何由外援機構轉成臺灣省政府的防疫單位。第二條是國家治理，對照 DDT 家屋噴灑、病例監視與白色恐怖時期的身體管理。第三條是國際衛生，從 WHO 認證讀到聖多美普林西比的防瘧計畫，觀察一個島嶼如何把本地經驗轉成跨國合作。

1.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3樓展區-1】台灣瘧疾根除影像回顧及各時期珍藏〉，https://www.cdc.gov.tw/Category/Page/O9l2HgL0at_mk17ww7PVzA↩
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抗瘧之父連日清校友逝世 師生感念貢獻並哀悼〉，https://pr.ntnu.edu.tw/ntnunews/index.php?mode=data&id=20622↩
3. 科技大觀園，蔡坤憲，〈抗瘧大師——連日清博士〉，https://scitechvista.nat.gov.tw/Article/C000003/detail?ID=cb8cec5a-00d7-4f77-82c0-126474650c83↩
4. 國家人權博物館國家人權記憶庫，〈臺灣省瘧疾研究所潮州分所〉，https://memory.nhrm.gov.tw/NormalNode/Detail/188?MenuNode=25↩
5. 蔡姿儀，〈戰後臺灣瘧疾防治之研究（1945-1965）〉，華藝線上圖書館，https://www.airitilibrary.com/Article/Detail/U0031-0207200917350535↩
6. 衛生福利部，〈台灣根除瘧疾50週年，抗瘧戰士獲贈感謝狀，病媒蚊防治從化學噴藥轉為生態防治〉，https://mohw.gov.tw/fp-16-19702-1.html↩
7. 臺大校友雙月刊，蔡坤憲，〈永遠走在最前面的蚊子博士──連日清教授〉，https://ntualumnibm.ntu.edu.tw/bm.bimonthly.article/detail/sn/9392↩
8. Wikimedia Commons，〈File:DDT spray 1958.jpg〉，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public domain，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DDT_spray_1958.jpg↩
9. Wikimedia Commons，〈File:Anopheles albimanus mosquito.jpg〉，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 Public Health Image Library，public domain，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Anopheles_albimanus_mosquito.jpg↩
10.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certified malaria-free by WHO,” https://www.who.int/teams/global-malaria-programme/elimination/countries-and-territories-certified-malaria-free-by-who↩
11. 外交部，〈外交部對台灣抗瘧之父連日清教授辭世表達至深的哀悼與追思〉，https://www.mofa.gov.tw/News_Content.aspx?n=95&sms=73&s=973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