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 年 6 月，臺灣總督府利用始政三十週年紀念，進行為期十天的實驗播音。1928 年 10 月，臺北放送局正式成立。1931 年 2 月，半官半民的臺灣放送協會開始運作。1 2
這三個年份看起來像一條技術進步的直線。實際上，廣播從一開始就帶著兩種性格：它可以把命令送進千家萬戶，也可以播放一首歌、一齣戲或一段地方故事，讓收音機前的人把自己的生活塞進國家安排好的節目表裡。
廣播史因此不只是在問「哪一年有哪一座電台」。更值得追問的是，誰能說話，誰被設定為聽眾，哪種語言可以進入麥克風，以及收聽者拿到一個國家喇叭之後，究竟有沒有辦法把它改成自己的聲音。
30 秒概覽： 台灣廣播的矛盾不在於它曾被控制，而在於控制者必須借用娛樂、音樂、方言與日常生活，才能讓宣傳真正留下來。
收音機還沒有進入每個家庭以前
1925 年的十天試播，並不是把收音機直接送進每個家庭。臺北的新公園、臺北醫院、大稻埕的太平公學校，以及各地郵局、公共禮堂和市公所，都曾設置收音設備，甚至有汽車載著擴音機在街道放送。當時的內容包括新聞摘要、演講、唱片、童謠、西洋音樂、臺灣傳統音樂與天氣預報。3
這種公共收聽很容易被忽略。廣播剛出現時，聽眾未必坐在自家客廳，而可能聚在公共建築、學校或街角。聲音先進入的是一個集合的人群，之後才逐漸成為私人家庭裡的背景聲。
1927 年，臺灣總督府制定收音機聽取規則，當時登記的聽取執照只有 128 戶。1928 年臺北放送局成立後，收音機才開始從奇觀變成需要付費、登記和維修的日用品。3
收音機的價格與技術門檻，也決定了最早的聽眾。呂紹理的研究指出，日治時期收音機市場由資本、技術和地域條件集中支配，商人是較容易成為使用者的群體，臺灣人的收聽機會也不等於在臺日本人的收聽機會。1
這裡有一個不太符合「現代化」想像的細節：廣播可以跨越距離，卻沒有自動跨越階級。電波看不見門檻，收音機、電力、聽取費和語言卻都看得見。
臺灣放送協會：節目不是自然長出來的
1931 年正式播音後，臺灣放送協會負責增加收聽戶、修理收音機與處理收聽障礙。廣播的發展也不是只有電台架設，更包括節目製作、人事、經費、收費和聽眾管理。1
臺灣廣播的組織從一開始就與殖民政府的治理目的相連。研究指出，廣播節目受到同化政策與政治力干預，臺語節目的空間有限。廣播可以介紹衛生、防火、交通安全和收音機體操，也可以把國家認同、戰時動員與殖民秩序包裝成每天固定播出的聲音。2
但廣播沒有只剩下命令。1930 年代前期的臺北，收音機也在咖啡館、商店和都市娛樂空間出現。政治大學研究以報章資料和文學作品重建這段經驗，指出廣播把精準時間、經濟消息、流行文化與消費生活帶進都市作息。它的即時性改變了人們等待消息的方式，也讓臺北與日本本土、甚至更大的全球媒體市場連在一起。3
有人在店裡聽經濟新聞，有人把廣播當作音樂來源，有人只記得節目中的故事。即使節目製作者有明確的教化目的，聽眾仍可能只把其中一部分帶回生活。廣播的控制力從來不是按下開關就完成，它必須先變得值得被聽。
📝 策展人筆記： 國家可以安排節目表，卻不能完全安排一個家庭在收音機旁邊究竟談什麼。
從日本放送局到戰後《臺灣之聲》
1945 年後，臺灣廣播電台接收了日治時期留下的廣播設備與網絡。1946 年 6 月，臺灣廣播電台發行《臺灣之聲》，這本月刊持續到 1950 年 12 月，共出版 54 期。它刊登廣播稿、廣播劇、樂譜、國語講習教材、閩南語講座、兒童故事、家庭講座與文藝作品。4
《臺灣之聲》很能說明戰後廣播的雙重任務。創刊詞宣稱要讓廣播「耳目並用」，藉由聲音和文字進行文化重建。國立臺灣大學研究指出，這個計畫包括移除日本殖民統治的痕跡、灌輸中國文化、傳播科學知識，以及重新塑造戰後的國民。5
同一本刊物卻沒有只使用單一語言。1947 年底，廣播分成第一、第二與第三廣播，第二廣播完全使用閩南語，專為本省聽眾設置。5 國立臺灣文學館保存的期刊資料也顯示，早期《臺灣之聲》曾刊登閩南語講座、日文內容、音樂、小說與家庭課程，後來語言和編輯方針逐漸受政治環境影響。4
這個變化不能簡化成「戰後立刻禁止地方聲音」，也不能寫成「廣播從此開放」。更準確的說法是，廣播機構一度需要面對不同語言的聽眾，之後在二二八事件、戒嚴、國語政策與冷戰動員的壓力下，能夠出現的語言和內容逐步被重新排序。
《臺灣之聲》還留下另一個線索：廣播不只是耳朵接收的節目，也是可以被閱讀、收藏和研究的紙本。當原始聲音難以保存，節目表、廣播劇本、樂譜和雜誌廣告，反而成為我們追索戰後聲音生活的重要入口。4 5
收音機進入日常，也進入戰時體制
1950 年代，政府接手日治時期的電台與收聽習慣，將廣播納入反共抗俄的宣傳體系。國史館研究指出，1945 年接收後，臺灣各地的放送局改稱廣播電台，1946 年相關組織改組為中國廣播股份有限公司，1949 年中廣在臺北組織完備，並將反共抗俄列為主要業務方針。6
這個體制並不是只靠政治演講維持。1950 年代的節目逐漸加入廣播劇、聯播、家庭內容和其他生活情境。林果顯對《廣播雜誌》的研究指出，黨政部門在篩選和壟斷資訊的環境中，開始學習把反共知識放進比較容易親近的廣播世界。戰備和日常因此同時出現在同一台收音機裡。7
收音機數量也迅速增加。國史館研究整理的資料顯示，1952 年登記收音機約 5 萬架，1962 年已超過 100 萬架。這段成長讓廣播成為電視普及以前，台灣最有穿透力的資訊與娛樂媒介之一。6
一個家庭可能在早上聽健身操，下午聽市場消息，晚上聽歌曲或廣播劇，節目中間夾著政令宣導。這並不表示家人相信每一句播出的話，也不表示他們能離開整套管制。它只表示威權體制並不只存在於口號裡，也藏在一天的時間表、聲音習慣和家庭空間之中。
民營廣播把台語留在麥克風裡
戒嚴時期的廣播，不能只寫成黨營電台的歷史。周馥儀研究 1952 至 1987 年的民營廣播，指出戒嚴時期仍有二十多家民營電台。這些電台缺少黨軍公營電台的資源，必須依靠廣告和娛樂節目吸引聽眾，因此在有限空間裡使用臺語播音，製作臺語歌曲、廣播劇和廣播歌仔戲。8
民營電台的存在本身並不等於自由媒體。研究指出，1950 年代部分電台的成立者具有黨政軍背景，民營電台也受到行政命令、事後審查與警備體系控制。8 但控制和使用之間仍有縫隙。節目要有聽眾才有廣告，廣告需要市場，市場又逼著電台回應人們真正聽得懂、願意長時間收聽的語言和內容。
因此，臺語歌曲與廣播歌仔戲不只是文化保存項目，也是一種媒體經濟。它們讓電台活下來，也讓被國語政策壓縮的語言在日常聲音裡持續出現。不能把這段歷史寫成電台勇敢對抗國家，因為多數電台仍在管制範圍內運作。比較貼近史料的說法是：民營廣播在制度限制中找到商業生存的縫隙，而臺語和地方文化恰好在那個縫隙裡找到聽眾。
1968 至 1973 年，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使民營廣播的臺語空間進一步收縮。1974 至 1987 年，事前審查與廣播電視法規又緊縮節目內容。解嚴後，相關控制才逐步透過修法解除。8
📝 策展人筆記： 有時候，地方語言不是靠一場公開勝利留下來，而是靠一個節目必須有人收聽、有人買廣告，慢慢撐過制度的窄門。
廣播也是東亞的戰場
台灣廣播不能只放在島內的政令宣導史裡。川島真的研究把 1920 至 1960 年代稱為廣播時代，指出日本帝國、中國國民黨、共產黨、美國與蘇聯都把廣播視為動員、宣傳和反制工具。廣播網路跨越殖民地、戰區與語言邊界，形成東亞的電波戰爭。9
這個跨境視角能修正一個常見誤解：廣播之所以受到重視，不只是因為政府想「教化人民」，也因為它能即時傳送消息、對外放送、回應敵方訊號，並把遠方戰事拉進家庭。電波沒有國界，但發射台、語言選擇、收聽設備和內容審查都有政治邊界。
日治時期的臺灣曾經向日本本土輸出節目。1934 年起，臺灣也透過中繼與海外廣播接入帝國的聲音網絡。戰後，廣播又被放進反共心戰和冷戰宣傳的架構裡。不同政權使用的語言和敵人不同，對廣播「即時、普遍、可以穿透識字門檻」的想像卻相當接近。2 9
二二八、地下電台與公共聲音
廣播的政治作用，在 1947 年二二八事件期間變得格外明顯。好民文化行動整理的講座資料指出，民眾首先佔領的是臺灣廣播電台，透過廣播讓事件迅速向各地擴散。這段材料來自活動側記和講者整理，適合用來說明廣播在事件中的公共作用，但不宜把它當成所有地區傳播速度的單一解釋。10
戒嚴時期，收音機也受到列編號、檢查和維修證明等管理。電台節目必須面對監聽，禁歌和未送審劇本成為常見違規項目。10 對聽眾來說，這種管制與廣播劇、民間故事、歌曲同時存在。收音機既讓人感覺有人在替國家說話，也讓人期待下一段節目能不能講一點自己熟悉的生活。
1990 年後，地下電台大量出現。好民文化行動記載，1993 年有人在「台灣之聲」開創聽眾 Call-in，地下電台因此成為政治人物、社運團體與基層勞工發聲的管道。10
地下電台不是解嚴的自然結果。即使 1987 年解嚴，合法申請電台仍有門檻，限制沒有在同一天消失。地下電台之所以形成，是因為法律鬆動的速度、社會要求發言的速度，以及既有媒體能否容納地方聲音的速度彼此不同。它把廣播重新變成一個爭奪中的公共空間。
廣播留下的不是一種聲音
從 1925 年試播到 1990 年代地下電台，台灣廣播至少經歷幾次重新編排。殖民政府把它納入教化與總動員。戰後政府接收電台，把廣播改造成文化重建、國語教育與反共宣傳的工具。民營電台則在商業壓力與政治管制之間保存臺語歌曲、廣播劇和地方節目。解嚴前後，地下電台把被排除的政治意見帶回麥克風。
如果只看制度，廣播史會是一連串管制辦法和電台改組。如果只看流行文化，又會忘記歌曲、故事和廣播劇為何必須在那樣的制度裡尋找時間。兩條線要放在一起，才看得見廣播的真正重量：它把國家意志送進日常，也把日常裡不合規整的語氣留給後來的人聽見。
今天的人習慣用耳機跳過廣告、選擇節目、調整速度。過去的收音機沒有這麼多選項。它比較像一扇固定開著的窗，聲音從外面進來，家庭成員在同一個房間裡聽見相同的旋律、新聞和沉默。可是窗戶不只讓國家看見家庭，家庭也可能在窗邊學會辨認哪些聲音值得相信，哪些聲音需要保留距離。
台灣廣播史最值得留下的，不是「廣播曾經很重要」這句結論，而是它如何在被控制的條件下持續被使用。有人利用它傳遞政令，有人靠它賣歌、賣廣告，有人用它教語言，有人等待一段歌仔戲，有人透過 Call-in 把自己的政治判斷送進公共空間。聲音沒有地址，卻總會在某個地方落地。
延伸閱讀
參考資料
本文以學術論文、國家檔案研究、國立臺灣文學館期刊資料與地方文化組織活動記錄交叉撰寫。涉及廣播控制時，分開處理殖民政府、戰後黨國體制、民營電台與地下電台的材料，避免把不同時期的制度直接合併成單一路線。
Footnotes
- 呂紹理：日治時期臺灣廣播工業與收音機市場的形成（1928-1945） — 詳見原始連結內文資料補充↩
- 柯佳文：日治時期官方對廣播媒體的運用〈1928-1945〉 — 詳見原始連結內文資料補充↩
- 王淑美：媒體科技與現代性—回溯三〇年代臺灣的廣播經驗與都會生活 — 詳見原始連結內文資料補充↩
- 國立臺灣文學館：臺灣之聲 — 詳見原始連結內文資料補充↩
- 郭瑾燁：聲音．文本．文化──戰後初期《臺灣之聲》藝文作品研究 — 詳見原始連結內文資料補充↩
- 林果顯：日常生活中的反共知識建構—以《廣播雜誌》為中心（1952-1956） — 詳見原始連結內文資料補充↩
- 林果顯：日常生活中的反共知識建構－《廣播雜誌》為中心（1952-1956） — 詳見原始連結內文資料補充↩
- 周馥儀：戒嚴時期黨國控制下台灣民營廣播之興衰（1952-1987） — 詳見原始連結內文資料補充↩
- 川島真：戰爭與廣播：東亞的電波戰爭 — 詳見原始連結內文資料補充↩
- 好民文化行動：人民的聲音：從戒嚴到解嚴的台灣電台故事 — 詳見原始連結內文資料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