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總統直選：飛彈逼近時，選票如何成為台灣的制度

1996 年 3 月 23 日，台灣第一次由公民直接選出總統與副總統。當天共有 1,076 萬人投票，投票率為 76.04%。李登輝與連戰拿下 54% 的選票。¹ 同一天，金門駐軍仍在中國軍事壓力下提高警戒，投票箱與軍事危機，在同一個早晨裡同時出現在台灣現實中。²

這場選舉有四組正副總統候選人：國民黨的李登輝、連戰，民進黨的彭明敏、謝長廷，以及林洋港、郝柏村與陳履安、王清峰兩組無黨籍候選人。¹ 表面上，這是一場總統選舉；往深處看，它是一次把「誰有權決定國家領導人」從國民大會的議場搬到人民手中的制度搬家。

李登輝總統肖像。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作者／來源：中華民國總統府；依政府網站公開資訊公告允許使用，文章僅作裁切與尺寸調整。

📝 策展人筆記： 台灣民主最有重量的畫面，不一定是舞台上的演講；有時是一張被摺過、蓋下選票的紙，終於證明「人民」不再只是被代表的名詞。

一張選票以前，總統是怎麼產生的

中央選舉委員會的選舉史把 1948 年的第一次總統選舉記為由國民大會代表選出蔣中正，副總統則由李宗仁當選。這種間接選舉與 1996 年的公民直選，構成台灣制度轉變前後最清楚的對照。³

1949 年 5 月 20 日，台灣實施戒嚴。直到 1987 年 7 月 15 日，戒嚴才解除。中央選舉委員會也把 1991 年終止動員戡亂時期、1992 年全面改選立法委員，以及 1994 年首次由省民與直轄市民直接選出省長、市長，列為民主制度逐步改造的節點。³

1996 年有一條清楚的制度來路。它前面有解嚴，有國會改選，有地方首長直選，也有一套原本為非常時期設計、後來被持續拆解的權力結構。國史館的學術整理則指出，李登輝時代的修憲工程處理了動員戡亂體制、長期未全面改選的國會，以及總統全民直選等問題。⁴

資料來源：中央選舉委員會、Focus Taiwan／中央社

野百合之後，直選變成可操作的制度

1990 年 3 月，野百合學運提出廢除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與訂定改革時間表等訴求。這些要求後來從廣場進入制度討論。2026 年總統府回顧直選歷史時，也把野百合學運、隔年的國會全面改選與 1996 年總統直選放在同一條民主化路徑上。⁵

中央選舉委員會的資料顯示，1991 年 5 月 1 日動員戡亂時期終止。1991 年 12 月舉行國民大會選舉，1992 年 12 月完成立法委員全面改選。³ 這些日期的意義落在它們代表一個不再能以非常時期理由永久保留席次的國會，開始面對台灣人民的重新授權。

1994 年 7 月 28 日，國民大會通過修憲，確立總統、副總統直接選舉，採正副總統聯名參選，將總統任期改為四年並限制連任一次，從 1996 年開始適用。¹ 這個修憲決定把政治口號轉成選票設計：人民投下的，是一組共同承擔的國家領導組合。

制度轉換也改變了政治責任的方向。間接選舉時，總統的產生主要由國民大會代表完成；直選後，候選人必須把政見、形象與危機處理能力直接放到全體選民面前。這不等於總統制的所有問題都在一夜之間解決，而是讓最高行政權的正當性有了可週期性檢驗的選票入口。中央選舉委員會的選制沿革與國史館的修憲整理，正好提供了制度文字與歷史脈絡兩個角度。^{3 4}

1990 年 3 月 18 日野百合學運抗議現場。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作者 Bubbha，CC BY-SA 3.0；未改作。

📝 策展人筆記： 民主化不是把一個威權招牌換成民主招牌；它要把「誰能授權誰」重新寫進制度，而且寫到每一個選民都能實際使用。

四組搭檔把選票攤開

1996 年常被濃縮成「李登輝當選」。這個結果當然重要，但若只記住勝選者，就會漏掉這場選舉如何容納不同的台灣想像。中央社整理的候選人資料顯示，民進黨由彭明敏、謝長廷參選；林洋港、郝柏村代表獨立參選；陳履安、王清峰則組成另一組無黨籍搭檔。¹

彭明敏曾是台灣民主運動的重要人物，林洋港則是國民黨內分裂後的重量級參選者。選票上出現的四組搭檔，讓 1996 年超出執政黨與在野黨的二分法，也顯示國民黨內部對改革速度、國家定位與兩岸風險存在不同判斷。中央社對 1996 年選舉的回顧指出，國民黨內主流與非主流對總統直選的看法不同，分歧最後促成部分人士脫離國民黨並成立新黨。¹

選舉也開始需要新的政治技術。中央社保存的照片與文字記錄，包含 1996 年 2 月 25 日第一次電視總統候選人政策發表，以及候選人辯論、政見宣傳與競選登記等場景。¹ 當總統候選人必須在電視鏡頭前對選民說明政策，國家領導人的正當性就不再只由黨內協商決定，也必須經過公開競逐。

這裡的「第一次」不能只理解為媒體事件。它同時是選舉責任的重新分配：候選人要面對全國性的政策比較，選民則第一次在同一張總統選票上比較四組不同的政治路線。這使 1996 年成為制度史，也成為政治傳播史。競選影像、政見發表與現場投票共同構成新的公共記憶。¹

這場投票也被國際媒體密集注視。中央社回顧指出，當時有超過 500 名、來自 260 多家國際媒體的記者採訪選舉。對一個正在改寫總統產生方式的社會而言，投票所同時成了世界觀看台灣民主轉型的窗口。¹

中央研究院的資料庫保存了一項針對 1996 年總統選民的調查研究。研究同時問選民投給誰、政黨認同、候選人形象、統獨看法、媒體使用、社會網絡，以及對中共軍事演習的態度。最終樣本為 1,406 案。⁶ 這讓我們看見，直選的「人民」不是一個整齊劃一的群體，而是由各自帶著記憶、認同與風險判斷的人組成。

投票日如何被組織起來

第一次總統直選也考驗選舉行政能否把新制度變成可執行的日常程序。中央選舉委員會的選舉史將 1991 年國民大會改選、1992 年立法委員全面改選、1994 年省市長直選與 1996 年總統直選放在同一條制度演進線上。這些選舉讓選民逐步熟悉投票、開票、候選人登記與選舉結果公告等程序。³

投票日的政治意義，也因此落在「全島同步」：不同地方的選民在同一天，以相同的正副總統聯名選票表達選擇，選舉結果再由中央選舉機關彙整。這種程序化的同步，將總統的正當性從特定政治菁英的協商，轉成可被全國選民共同見證的結果。這是制度史上的細節，卻是民主日常得以成立的基礎。³

台北總統府建築。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作者 Peellden，CC BY-SA 3.0；未改作。

飛彈與選票同時抵達

1995 年危機的起點之一，是美國在 1995 年 5 月決定讓李登輝赴康乃爾大學演講。美國國防大學出版社整理 1995 至 1996 年台海危機時指出，中國把台灣民主化與「務實外交」視為可能走向獨立的動向，並在危機期間暫停兩岸對話、進行飛彈發射與軍事演習。⁷

危機的時間軸跨過兩次選舉：1995 年台灣立法委員選舉，以及 1996 年總統直選。軍事訊號因此不只針對政府，也進入選民判斷的環境。國防大學研究將北京的目標概括為影響美國政策、迫使台灣放棄擴大國際空間的努力，以及削弱李登輝與支持台灣主體性力量的政治支持。這些是研究者對政策目標的整理，不能直接等同於每一名選民的實際投票動機。⁷

到了 1996 年總統大選前，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台灣周邊進行飛彈發射與大型軍事操演。國防大學的研究指出，美國在 1996 年 3 月派出兩個航艦戰鬥群接近台灣海域，以傳達軍事訊號，同時避免危機升高。⁷ Reuters 的回顧也指出，1996 年直選前的飛彈試射被認為是要阻止台灣選民支持北京懷疑具有台獨傾向的李登輝。⁸

這裡需要小心一個常見的簡化：不能把所有選票變化都直接歸因於飛彈。紐約時報在 1996 年 3 月 24 日的報導指出，李登輝獲得近 1,100 萬投票者中的 54% 支持，軍事演習造成的危機感，可能使部分原本支持最大在野黨的選民轉向李登輝。⁹ 「可能」是關鍵。這是一則當時報導提出的解釋，不能抹去其他選民動機。

學術文章也把 1996 年選舉視為值得單獨研究的政治事件。Thomas J. Bellows 在《Americ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發表〈The March 1996 Election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文章刊於 1996 年第 3 卷第 2 期，頁 235–249。JSTOR 的文章頁確認了作者、期刊與出版資訊。¹⁰ 這提醒我們，這場選舉既是台灣人的生活經驗，也是國際政治與民主研究中的分析對象。

📝 策展人筆記： 飛彈不能替選民填選票，但它會改變每個人走進投票所時心裡的問題：我今天投的，是候選人，也是我是否接受別人替我決定。

54% 從勝選變成制度

李登輝、連戰最後取得 5,813,699 票，占 54%；彭明敏、謝長廷取得 2,274,586 票，占 21.11%；林洋港、郝柏村取得 1,603,790 票，占 14.89%；陳履安、王清峰取得 1,074,044 票，占 9.98%。總共有 1,076 萬名選民投票，投票率 76.04%。¹

資料來源：Focus Taiwan／中央社、中央選舉委員會

台灣總統選舉得票結果比較圖，將 1996 年首次直選放在後續總統選舉的長期序列中。圖片作者 Emanuelamianstrolski，來源：Wikimedia Commons，CC BY-SA 4.0；圖表作為背景資料使用，本文未改作。

這些數字可以回答誰贏了，卻不能自己回答選舉「代表什麼」。紐約時報當時把 54% 描寫成對李登輝的強力授權，也報導部分選民將軍事危機視為需要回應的政治訊號。⁹ 但中央研究院的選民研究設計，顯示選舉結果需要從候選人評價、政黨認同、議題立場、媒體與社會網絡等多重變項理解。⁶

因此，較穩妥的說法是：1996 年的 54% 同時具有兩種性質。它是李登輝與連戰在四組候選人中的勝選比例，也是台灣首次以全民投票決定總統正當性的制度結果。後一層比前一層更耐久，因為它不會隨著下一次選舉的勝負消失。

中央選舉委員會把 1996 年選舉記為四年任期的總統、副總統首次直接民選。³ 這個四年節奏後來成為台灣政治生活的時間感：候選人必須回到人民面前，政黨必須重新組織，政策必須承擔選票的追問。

直選把爭議留給下一次投票

台灣後來經歷多次總統選舉，也出現政黨輪替。直選制度的價值因此不只在第一次結果，而在於它建立了一個可重複的政治週期：執政者必須在任期結束時接受新一輪授權，在野黨則可以把不滿轉化為候選人、政見與選票競爭。FPRI 的政治分析回顧台灣民主轉型後一連串和平且具正當性的選舉，並指出選舉往往會把地方治理、政黨競爭與兩岸政策連在一起。^{3 11} 1996 年建立的制度，沒有消除爭議。它是把爭議放進人民可以定期介入的程序。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總統直選與國家認同問題總是同時出現。2026 年總統府的回顧稿把直選理解為主權在民、民主正當性與台灣主體性的里程碑。這是現任政府對歷史的政治詮釋，讀者應把它與中央選舉委員會的選制資料、國史館的史料整理及學術研究並讀，而不必把任何單一官方說法當成全部答案。⁵

直選仍有它的限制。它讓人民選總統，卻不保證所有公共政策都能被充分討論；它讓選民可以更換執政者，卻不會自動消除政黨對立、媒體偏差或中央與地方的權力不均。李登輝相關學術整理也把民主改革的制度成就與代議制度、中央集權等後續瓶頸放在同一篇文章中討論。⁴

所以，1996 年最值得記住的，不在於「台灣從此完成民主化」這句太順的結論。較準確的理解是，台灣把民主變成一種必須反覆使用、反覆校正的制度。第一次投票沒有替後來的世代保證答案，只把決定權交到後來世代手上。

📝 策展人筆記： 直選真正留下的遺產，落在每四年一次的重新授權：任何人都不能永遠替人民保管那個 54%。

1996 年 3 月 23 日，台灣沒有等到風險消失才投票。選民在軍事威脅仍然存在時完成投票，制度也在那一天取得了第一個全島尺度的公民驗證。¹ 危機不必被浪漫化，每一票也不會出於同一個理由；可以確定的是，民主的重量往往不在平靜時被宣告，而在不確定仍未退場時被實際使用。

從國民大會代表投票，到人民直接投票；從戒嚴與非常時期，到候選人站在電視鏡頭前辯論；從一套被凍結的國家想像，到每四年重新接受選民檢驗，1996 年把台灣政治的主詞換了位置。³ 那個主詞不完美、不一致，也不總是理性，但它必須被看見：人民。

參考資料

圖片授權與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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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ocus Taiwan／中央社，〈PHOTO ESSAY / Democracy in flashback: Taiwan marks 30 years since first direct presidential election〉 — 候選人、得票、投票率與選舉現場回顧↩
2. 國史館，〈臺灣歷史上的選舉—民主時期—總統直接民選〉 — 1996 直選與飛彈試射的官方展覽資料↩
3. 中央選舉委員會，〈Election History〉 — 選舉制度沿革與 1996 年官方選舉紀錄↩
4. 國史館李登輝總統文物資料館，〈李登輝總統第二次民主改革倡議之回顧與啟發〉 — 修憲、國會改選與直選的制度脈絡↩
5. 中華民國總統府，〈總統出席「台灣總統直選三十週年與民主韌性研討會」〉 — 2026 年官方回顧稿與政治詮釋↩
6. 中央研究院調查研究專題中心，〈民意、選舉與台灣的大眾政治：一九九六年台灣總統選民的研究〉 — 1996 選民調查的研究設計與資料摘要↩
7.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Averting Escalation and Avoiding War: Lessons from the 1995–1996 Taiwan Strait Crisis〉 — 1995–1996 台海危機的起因、軍事行動與危機管理↩
8. Reuters，〈'Mostly verbal threats': Taiwan residents shrug off China's warnings on Pelosi visit〉 — 2022 年報導對 1996 飛彈與直選的回顧↩
9. The New York Times，Patrick E. Tyler, 〈Taiwan's Leader Wins Its Election and a Mandate〉 — 1996 年 3 月 24 日的選舉結果與當時分析↩
10. JSTOR，Thomas J. Bellows, 〈The March 1996 Election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 — 《Americ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1996 年學術文章頁↩
11. 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Jacques deLisle, 〈Taiwan’s Democracy and Lessons from Yet Another Election〉 — 台灣民主轉型後選舉與兩岸政治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