擎天崗：草原、碉堡與水牛的百年拉鋸

三十秒概覽

陽明山擎天崗，這片看似寧靜的青青草原，實則是一座跨越百年的「意志交戰現場」。它曾是凱達格蘭人的獵場，清領時期「河南勇」駐守的軍事重鎮，也是日治時期規模宏大的「大嶺峠牧場」。然而，當這片火山草原在 1985 年轉型為國家公園後，原本與人共生的水牛被標籤化為「外來種」，最終在 2020 年冬季因人為圍籬限制移動而導致大規模死亡。這篇文章將帶你穿透觀光地景的迷霧，看見隱藏在碉堡與刺鐵絲網背後的權力與生命悲歌，以及人與自然「共存還是管理」的永恆叩問。

歷史的層疊：從原住民獵場到軍事要地

擎天崗，位於陽明山國家公園北側，地處大屯山群中央，周圍環繞竹子山、七股山與磺嘴山 ¹。這片草原的歷史，遠比現代遊客的自拍腳步更為沉重。其舊稱「牛埔」、「大嶺」或「嶺頭喦」，早在平埔族凱達格蘭人（如金山金包里社、士林麻少翁社）時期，便可能是重要的獵場或部落間的聯絡通道 ²。清嘉慶年間，此地已有放牧牛隻的紀錄，更早之前，也可能有樟腦、茶葉或燒炭等前工業時代的土地利用活動 ²。

📝 策展人筆記： 歷史在這裡不是編年史，而是層層堆疊的「權力地質學」。從凱達格蘭人的生計、清軍的巡防，到日治的畜牧實驗，每一層都定義了這片草原的不同面貌。

清領時期，因其地勢險要、可俯瞰台北盆地並連接金山、淡水、基隆，擎天崗成為軍事駐紮的要地。當時駐守在此的清軍被稱為「河南勇」，他們在產硫地巡守，防止盜採，並在金包里大路（魚路古道）上留下了防禦的足跡，其中「雞心崙」一帶便有清代營盤的遺跡 ^{3 4}。

1895 年台灣割讓日本後，許多抗日義軍曾退守於此，集結千名兵力與日軍周旋數月，現今遺留的「城門」古蹟便是那段戰火歲月的見證 ⁵。日治時期，日本人看中此地的平坦地貌，於 1934 年設立「大嶺峠牧場」，引進類地毯草作為牧草，牛隻數量在高峰期全區域曾達 1,700 至 3,000 頭不等 ^{6 5 7}。當時的擎天崗，是台北盆地最重要的私人放牧區，無數牛童帶著牛群在此覓食，形成了一種獨特的畜牧景觀 ⁷。

國民政府遷台後，1952 年在此地規劃設立「陽明山牧場」，由台北市農會代管，繼續承擔著畜牧的功能 ^{5 7}。這片草原的名稱，也從「大嶺峠」被時任總統蔣經國命名為「擎天崗」，取其「擎天立地」之意，並與當時駐守的「擎天部隊」相呼應，帶有強烈的軍事象徵意涵 ⁴。

碉堡的沉默：被隱藏的軍事遺產

許多遊客來到擎天崗，只注意到呆萌的水牛，卻鮮少發現散落在草原各處的 11 座碉堡（包含 6 座圓型碉堡與 5 座潛堡） ⁶。這些碉堡多建於二戰後，是當時陸軍為了防禦空降部隊而設的反空降設施 ^{6 8}。在戒嚴時期，擎天崗是軍事管制區，駐守著國軍部隊，並擴建了反空降堡、戰車掩體、軍營及訓練場 ⁴。

實際上，擎天崗的軍事化歷史更早。日治時期，此地便有防空壕、地下碉堡及據稱多達 2,000 多個的散兵坑 ⁴。目前，遊客仍可沿著環形步道尋訪 1 號、3 號、4 號等碉堡及金包里大路城門等軍事遺跡，部分碉堡甚至隱藏在芒草之中。這些冰冷的鋼筋水泥，默默訴說著台灣在不同歷史時期所面臨的戰略壓力。

📝 策展人筆記： 當我們在草原上追求「小清新」的拍照背景時，腳下其實踩著冷戰時期的防禦骨架。這種「日常觀光」與「極端軍事」的並存，正是台灣地景最真實的張力。

火山地質與生態：草原的生命力與水牛之爭

擎天崗位於大屯火山群，屬於火山碎屑岩與安山岩風化形成的台地。其土壤呈酸性、排水良好，造就了適合類地毯草（Axonopus compressus）生長的獨特環境 ⁹。然而，冬季低溫、強風與高海拔（約 600-700 公尺）的氣候條件，也使得牧草在冬季營養價值大幅下降，這成為 2020 年水牛死亡事件的自然背景之一 ^{9 10}。

除了水牛，擎天崗草原也是多種原生生物的棲地。國家公園將水牛列為「外來種」的主要理由是其可能影響原生植物多樣性。然而，生態支持者則提出「文化景觀生物」的觀點，認為水牛透過啃食行為維持了開闊的草原風貌，有效防止灌叢入侵，是維繫這片地景不可或缺的一環 ^{10 11}。

圍籬下的悲歌：2020 年水牛死亡事件

這份跨越百年的共生關係，在 2020 年冬季迎來了嚴重衝擊。2018 年發生牛隻撞傷遊客事件後，陽管處為了追求「人牛最佳社交距離」，在中央步道設置了長達數公里的刺鐵絲圍籬 ^{12 13 14}。這項工程雖然獲得了「第 20 屆公共工程金質獎」，卻成為水牛的「死亡邊界」。

2020 年 12 月，北台灣連日陰雨低溫，擎天崗草原上的野化水牛開始接連倒下。截至 12 月 23 日，已累計 30 頭水牛死亡 ^{12 15 16}。最終，擎天崗及周邊地區的死亡水牛總數高達約 50 頭，圍困區的死亡率一度達到 87% ^{17 11}。台北市動保處初步判定死因為「營養不良」 ¹²。陽管處對此回應稱，此係「自然環境因素」 ¹²。

但這番說法遭到監察院與保育團體的嚴厲抨擊。監察院在 2021 年 2 月 20 日的新聞稿中明確指出：「水牛死亡與陽管處圈圍、限制生活空間有關，認為陽管處已構成過失致動物死亡。」 ^{18 19} 保育人士指出，若沒有圍籬限制，牛群本可自由遷移至低海拔避風處覓食，是人為的「管理意志」切斷了牠們的求生之路 ^{12 3 20 21}。

📝 策展人筆記： 所謂「自然死亡」的說法，在刺鐵絲圍籬面前顯得蒼白。這不是生態演替，而是一場由管理邊界引發的生存阻斷。

後續發展與現況（2021-2026）

水牛死亡事件後，陽管處調整了管理策略。部分刺網被拆除或改為無刺網，並開放了牛隻的遷移通道，同時提供乾草、鹽磚等補充飼料，並修繕牛棚以協助牛隻過冬。此外，也對公牛進行結紮以控制族群數量 ^{17 11}。

截至 2026 年 2 月，擎天崗地區約有 24 頭水牛，而頂山、石梯嶺一帶則約有 32 頭 ^{17 22}。陽管處持續推動「人牛分離」與族群控制，同時也與當地社區討論共存方案，例如透過電牧圍網補助農民，以減少牛隻下山造成的農損。水牛作為草原的「天然除草機」，其生態功能仍被肯定，但人畜衝突的潛在風險依然存在，尋求更務實的共存模式仍是進行式 ^{23 17 24 25}。

魚路古道：擔魚人的月色與時代的變遷

在草原的邊緣，隱藏著另一條歷史的動脈——魚路古道（金包里大路）。這條全長約 30 至 41 公里的古道，是早期金山與士林之間重要的交通要道 ^{26 27 2 28}。百年前，無數「擔魚人」肩挑漁獲，在月色下從金山磺港漁村出發，翻越擎天崗前往士林販售 ^{26 27}。

魚路古道不僅是經濟命脈，更是生活與文化的縮影。古道分為「河南勇路」（清軍所用）與「日人路」（日軍運砲所建）等不同路徑 ²。隨著陽金公路開通，古道逐漸轉變為健行步道 ^{29 30}。近年來，陽管處持續進行修復工程，讓遊客能穿梭在打石古蹟與土地公廟之間，感受先民開墾的氣息 ²。

📝 策展人筆記： 魚路古道是「流動」的象徵，而圍籬是「靜止」的強制。擎天崗的百年史，就是一場關於流動與阻斷的永恆拉鋸。

結語：誰的草原？誰的生命？

擎天崗的故事，是一場關於「誰有權定義這片土地」的爭奪戰。對原住民而言，它是獵場；對軍隊而言，它是防禦陣地；對農民而言，它是牧場；對遊客而言，它是打卡聖地；而對管理機關而言，它是需要被「規範」的空間。這片草原，承載著多重且經常衝突的「意志」。

當我們在草原上與水牛合影時，或許該想起那些在圍籬邊緣倒下的生命。擎天崗不只是一塊草原，它是一面鏡子，映照出人類在追求秩序時，往往忽視了生命最基本的流動需求。水牛並非純粹的「入侵種」，而是與這片土地百年共生的結果。然而，人畜衝突與管理挑戰同樣真實，例如 2026 年 5 月中旬發生的「4K 鏡頭君直播情侶野戰事件」 ^{31 32 33}，再次引發了關於公眾空間管理與法律界限的討論。

擎天崗的未來，需要的不僅是圍籬，更是人與自然之間更深層的對話。如何在生態保育、動物福利與遊客安全之間取得平衡，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共同課題。或許，透過持續的監測與社區對話，我們能找到一條永續共存的道路，讓這些「歷史共生者」不再因人類的決策而付出代價。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