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

台灣轉型正義

台灣撤銷了近六千份威權時期的有罪判決,卻幾乎沒有一個加害者被追究責任——這個落差,比白色恐怖本身更難解釋。

歷史 現代歷史

30 秒概覽: 1950 年,台灣清水一個二十歲的年輕人因一個不知情的訪客被捕,在綠島關了十年,出獄後創辦了台灣第一本兒童漫畫雜誌。他活到九十三歲,一生最後都在問同一個問題:「究竟是誰殺了我的朋友?」台灣的轉型正義,替近六千人撤銷了有罪判決,卻至今沒能回答他的問題。


1950 年 9 月 10 日,蔡焜霖坐在台中清水的家裡,有個他不認識的人來訪。這個人後來被逮捕,口供裡有他的名字。國民黨情治單位就這樣在沒有審判程序的情況下,把二十歲的他關進了綠島。

他在那裡待了十年。

2023 年,九十三歲的蔡焜霖過世。他晚年接受媒體採訪時,說的不是冤屈,而是一個問題:「我想知道,究竟是誰殺了我的朋友?」1——他在綠島的獄友,許多沒能活著出來。

台灣花了三十年才正式建立推動轉型正義的機關,又花了四年把這個機關解散。這個過程裡,有多少答案被找到,有多少問題還懸在空中,是這篇文章要梳理的事。


威權的結構:誰建的,怎麼運作

要理解台灣轉型正義的困難,得先理解那個需要被清算的體制有多深。

二二八事件發生在 1947 年,是外省軍隊對本省人的大規模鎮壓,估計死亡人數從數千到兩萬人不等,至今仍有爭議。2兩年後,戒嚴時期正式開始——1949 年 5 月 20 日,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宣布戒嚴令,這個狀態持續了三十八年,直到 1987 年 7 月 15 日才解除。三十八年,是二十世紀全球持續時間最長的戒嚴。3

台灣白色恐怖的法律基礎是《懲治叛亂條例》和《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任何被認定有「叛亂」或「匪諜」嫌疑的人,都可以在沒有正常司法程序的情況下被軍法審判。促轉會後來建立的「台灣轉型正義資料庫」,收錄了超過一萬四千筆政治案件受裁判人資料4,其中蔣介石本人介入裁量的判決超過三千件,死刑案件有八百七十六筆。5

14,946 筆 876 筆
政治案件受裁判人資料(資料庫) 確認死刑判決

最終估計的白色恐怖受難者,截至 2022 年確知為兩萬兩千多人。3但「確知」二字本身就是一個問題——直到促轉會開始整理檔案之前,這個數字連估計都困難。


沉默的四十年:解嚴不等於清算

1987 年解嚴,台灣社會普遍歡呼。但解嚴只是撤掉了戒嚴令,並不是政治清算的開始。

《懲治叛亂條例》要到 1991 年才廢除,舊《刑法》第 100 條(思想入罪條款)要到 1992 年才修正。而 1987 年通過的《國家安全法》裡,還寫著:戒嚴時期軍法機關的確定判決,不得上訴抗告。這等於把白色恐怖的審判結果鎖進了法律保險箱,讓受難者的平反要等到二十一世紀才有可能。

💡 你知道嗎
台灣解嚴後第一次正式的政府道歉,要等到 1995 年,由李登輝代表政府向二二八受難者家屬致歉,並通過《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設立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白色恐怖的補賠償立法則在幾年後跟進,但補償是一回事,追究責任是另一回事——台灣只做了前者。

解嚴後的沉默,有其結構性原因。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吳乃德在論文中提出三個解釋:台灣民主轉型由國民黨主導(「寧靜革命」模式),執政黨在民主化後仍保有政治正當性;威權後期的經濟成就讓許多人把蔣經國視為功臣而非罪人;加上距離政治壓迫已久遠,加害者要麼死了、要麼老了。6

2000 年第一次政黨輪替後,「轉型正義」才開始成為公共辭彙。但在陳水扁政府的八年裡,實質進展仍相當有限,更多停留在象徵層次——改路名、拆銅像的單點行動,沒有系統性的法律框架。


促轉條例與促轉會:遲到三十年的機關

2016 年,民進黨同時拿下行政和立法權,《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的立法才真正推進。即使如此,過程並不平順:國民黨在立法院極力杯葛,甚至聲請釋憲。條例終於在 2017 年 12 月 5 日三讀通過,規定的「威權統治時期」從 1945 年 8 月 15 日到 1992 年 11 月 6 日。

2018 年 5 月 31 日,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促轉會)正式成立,是台灣史上第一個以國家機關之名推動轉型正義的單位,隸屬行政院,法定存續期限兩年,後來歷經兩次延任,最終在 2022 年 5 月 31 日正式解散,共存活一千四百六十天。7

促轉會成立之初就碰上危機。2018 年 9 月,副主委張天欽被錄音揭露在內部會議中攻擊反對黨人物,促轉會被外界嘲諷為「東廠」,主委與副主委先後請辭。這個開局,讓促轉會在整個任期內都在努力建立公信力。8

⚠️ 爭議觀點
促轉會的政治處境始終兩面受敵:對藍營(國民黨),它是「政治清算工具」;對部分獨派和受難者家屬,它力道不足、迴避加害者追究。時代力量發言人李兆立曾向 BBC 表示,「許多過去威權時代的依附在一黨體制內的菁英,仍舊可以在民主轉型中再度復辟。」9


促轉會四年:做了什麼,沒做什麼

  1. 2018/05/31 — 促轉會掛牌成立,首任主委黃煌雄上任
  2. 2018/10/04 — 第一波有罪判決撤銷名單公布,1,270 人
  3. 2020/02/26 — 台灣轉型正義資料庫上線,蔣介石介入判決資料首度公開
  4. 2021/03/30 — 第一批 25 處不義遺址正式審定公告
  5. 2021/03/27 — 第五至七波撤銷公告,累計 5,942 件
  6. 2022/02/22 — 第二批 17 處白色恐怖不義遺址公告
  7. 2022/05/31 — 促轉會正式解編,任務移交各部會

平復司法不法:最具體的成果

四年任期裡,促轉會撤銷有罪判決共 5,983 件3,包括知名的美麗島事件案、鹿窟事件、520 農民運動案、泰源事件。這是促轉會任務中進展最明確的部分,因為行政機關撤銷司法判決的法源已經建立,每一波撤銷都有公開儀式和名單。

然而,「撤銷有罪判決」和「找出是誰讓他們坐牢」是兩件事。前者台灣做到了,後者幾乎付之闕如。

政治檔案:開放的與仍封閉的

促轉會審定了國家機關持有的政治檔案 6,306 案,同時審定國民黨黨產中的政治檔案 7,572 筆3其中包括「總裁批簽」——蔣介石親自批示的文件,當中可以看到他將有期徒刑改判死刑的手跡。

但這個過程本身充滿阻力。國民黨曾主張「無其餘檔案可通報」,促轉會最終發現黨內仍有大量未移交的「台灣省黨部」檔案,包括涉及二二八事件、黨政機關人事調用、黨產接收的珍貴資料。

威權象徵:數字背後的困難

促轉會清查全台的威權象徵(主要是兩蔣塑像和命名空間),最終統計總數為 1,546 個/處。到解散時,中央行政機關已移除處置的比例為 27.05%,地方縣市為 26.74%,加計「同意處置」者,全台合計約 33.2%。3

換言之,超過三分之二的蔣中正或蔣經國塑像,到 2022 年仍然原地未動。

最受矚目的中正紀念堂,促轉會任內舉辦多場工作坊、改變部分展覽空間,並在解散前提出建議方案,主張轉型為「民主歷史記憶館」搭配「反省威權歷史公園」。7但銅像移除與否,至今仍是懸案,由文化部接手推動。

📝 策展人筆記
有個細節很能說明問題的複雜性:從全國各地撤下的蔣中正銅像,許多被集中送往桃園大溪慈湖,那裡現在成了一個「紀念雕塑公園」,是熱門的觀光景點。移除與保存之間的灰色地帶,在這個公園裡完全暴露。

不義遺址:過去的傷口變成公共空間

促轉會分兩批公告了共 42 處不義遺址3,包括新北市景美(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台東綠島(白色恐怖綠島紀念園區)、台北安康接待所等。其中安康接待所因以原貌保留至今而格外珍貴——那是威權時代政治偵訊的現場,走進去仍能感受到當時的壓迫性空間設計。

隸屬文化部的國家人權博物館,持續在景美和綠島兩個園區維運展覽,並建置「國家人權記憶庫」與「不義遺址資料庫」對外開放查詢。


沒解決的問題:加害者在哪裡

促轉會解散時,留下了一份長達一百七十七萬字的任務總結報告。裡面記錄了大量受難者的故事,以及威權體制的運作方式。但有一件事,在四年任期結束時仍是空白:加害者的個別追究

這不是台灣獨有的難題,但台灣的情況有其特殊性。

東德在統一後建立了蓋世太保式的「史塔西檔案局」(Stasi Records Agency),德國公民可以查閱自己被監視的記錄,超過十七萬名曾擔任線民的公民資訊成為公開資料。10台灣的促轉會曾與史塔西檔案局交流,但台灣從未通過類似的「除垢法」(lustration)——讓前威權幫凶在公職中受到系統性審查的機制。

南韓的經驗更接近「追究到底」:1980 年光州事件的鎮壓者,包括前總統全斗煥和盧泰愚,在民主化後的 1995 年被起訴,1997 年分別被判死刑(後減刑)和無期徒刑。11台灣的政治壓迫主謀蔣介石早在 1975 年去世,法律追究已無可能;但他的體制裡的其他人——軍法官、情報官員、線民——至今絕大多數從未被公開點名。

「不追究過去政權的幫凶,就是與犯罪者的大和解,最後,謀殺犯仍在我們的人群中。」— 德國作家 Ralph Giordano(1923-2014),語出台灣永社系列評論12

這句話寫在台灣轉型正義法制研究者引用的文獻裡,諷刺的是,台灣轉型正義確實走向了這個方向。


轉型正義做到什麼程度才算完成

這是台灣社會持續爭論的問題,而且各方陣營的不滿理由剛好相反。

認為「已經足夠,甚至過頭」的聲音: 以國民黨為代表,認為促轉會是民進黨的政治工具,威權時代的功績(如「台灣經濟奇蹟」)不應被一筆勾消,蔣介石仍在多項民調中被認為是「對台灣貢獻最大的總統」。13

認為「遠遠不夠」的聲音: 民間人權團體、受難者後代與部分學者指出,台灣的轉型正義始終「只有受害者、沒有加害者」,除垢法從未通過,黨產處理不透明,蔣介石相關空間仍大量存在,教育體系對威權歷史的敘述至今仍有爭議。10

第三種聲音——認為框架本身有問題: 部分學者(如台大政治學系教授鄭志湧等)指出,台灣的轉型正義過度政黨化,成為台獨與統一路線的延伸戰場,讓許多原本可以凝聚共識的措施被扯進了認同政治。

聯合國在 2010 年發布的〈轉型正義指引〉,把工作分為五個向度:追訴加害者、實現知道真相的權利、被害者權利回復、體制改革、國民參與對話。10台灣在「被害者補償」上做得相對完整,在「知道真相」上已有資料庫可查,但在「追訴加害者」和「體制改革」(尤其是教育)上,仍有大量工作未完成。

⚠️ 爭議觀點
促轉會解散後,轉型正義工作由行政院「推動轉型正義會報」和各部會承接。批評者擔心,分散化的移交方式會讓高度政治敏感的工作失去動能——特別是「加害者識別與究責」移交給法務部,而法務部並不獨立於政治壓力。2022 年促轉會最後一任代理主委葉虹靈說:「分數留給外界打。」14


**太陽花學運**與轉型正義的世代連結

有一個有趣的時間點值得注意:台灣轉型正義的立法推進,恰好發生在 2014 年太陽花學運之後的政治格局裡。太陽花改變了台灣政治版圖,讓 2016 年民進黨全面執政成為可能,而《促進轉型正義條例》正是在那次全面執政後才通過。

太陽花的核心議題是主權與民主,但它同時也是一代人對威權遺產的反應——對一個由舊黨國機器轉型而來的政黨主導的政治體制的抗拒。在某種意義上,轉型正義是這代人的歷史欠帳意識的制度出口。7

鄭南榕的故事提醒我們,這條路比任何人預期的都更長。1989 年,鄭南榕以自焚抵抗國民黨的逮捕令,成為台灣言論自由的殉道者。他死後三十年,台灣才設立了推動轉型正義的正式機關。他死後三十四年,機關已經解散,他所預期的正義仍未完成。


策展人筆記:一個沒有終點的工程

📝 策展人筆記
轉型正義在學術上有一個標準的定義,但在台灣,它始終是一個被活體政治佔據的詞。每次選舉前,它就從歷史工作變成選戰武器,讓真正願意深入其中的人精疲力竭。

蔡焜霖在九十三歲時問的那個問題——「究竟是誰殺了我的朋友?」——不是一個可以被統計數字回答的問題。它需要的是一個社會願意說清楚:那個時代,誰做了什麼,為了什麼。

台灣轉型正義的真正困難,不是找不到資料,是社會對「說清楚之後要怎樣」還沒有共識。平反受難者,多數人同意;追究加害者,共識就裂開了。

這個裂縫,可能比銅像本身更難處理。

參考資料

  1. Openbook 閱讀誌:一個政治犯的《王子》夢——訪蔡焜霖(2023)
  2. 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白色恐怖簡介
  3.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官方網站
  4. 臺灣轉型正義資料庫
  5. 自由時報:轉型正義資料庫上線,蔣介石介入判決 3000 件(2020)
  6. 吳乃德:轉型正義和歷史記憶:台灣民主化的未竟之業
  7. 法律白話文運動:促轉會解散後,轉型正義下一步(2024)
  8. 關鍵評論網:與時間賽跑的轉型正義工作(2022)
  9. BBC 中文:台灣繼續激辯統獨都不滿的「轉型正義」(2019)
  10. Chang-Liao & Chen,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Taiwan: Changes and Challenges",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2020)
  11. Taipei Times:Seoul does transitional justice right(2023)
  12. 報導者:林佳和/轉型正義如何處理「加害人」?
  13. 待補來源
  14. 待補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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