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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身分證與數位政府

一張還沒發出去的晶片卡,花了 2.8 億賠償金——台灣數位政府的故事,是信任比技術更難 build 的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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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身分證與數位政府

30 秒概覽: 2021 年 1 月,一張還沒發出去的晶片身分證,讓台灣政府付出約 2.8 億元賠償金。這個叫 New eID 的計畫原本要讓 2,300 萬人「一卡辦天下事」,卻在超過 2,000 位學者連署反對後被迫暫緩。諷刺的是,就在數位身分證擱淺的同一年,台灣的公民黑客社群用幾天時間做出了口罩地圖——一個沒有人被迫使用、卻人人搶著用的數位政府服務。台灣數位治理的真正故事,不是技術夠不夠先進,是信任怎麼蓋。


一張卡片引爆的信任危機

2019 年 6 月,行政院長蘇貞昌在 Facebook 發了一支推廣影片,宣傳即將全面換發的數位身分證。他說:「以前是『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未來則是『秀才不出門,能辦天下事』。」行政院祕書長李孟諺補了一句:「全世界已有 128 國使用晶片數位身分證,台灣要急起直追,跟上世界潮流。」(語出報導者 2021 年調查報導)

行政院沒料到的是,迎面而來的不是掌聲,是一波又一波反對聲浪。

台灣人權促進會和開放文化基金會發起連署,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對政府提起行政訴訟,中研院召開兩日研討會後撰寫政策白皮書建議暫緩。2020 年 11 月,立法院直接凍結身分證換發計畫的 4 億元預算。到了 2021 年 1 月 21 日,行政院長蘇貞昌拍板——超過 48 億經費的數位身分證換發計畫暫緩執行。

📝 策展人筆記
一個民主政府耗資 48 億推動的計畫,被自己的公民社會擋了下來。這在全球並不常見。多數國家的數位身分證是「政府決定、人民接受」——印度的 Aadhaar 系統登記了 12 億人,爭議到今天都沒停過,但卡還是發了。台灣的 New eID 至今仍躺在暫緩清單上。


卡片都印好了,才來問專家意見

這張卡片的失敗,不是技術問題,是程式問題。

數位身分證計畫分為四個採購案:規劃案由國巨管理顧問得標,製卡案 32.9 億元由東元電機得標,系統案在流標多次後由中華電信得標,驗證案由迪悌資訊得標。問題在於:2020 年初,細節都還沒公開,後三案就已經發包了。

一位參與內政部工作小組的成員告訴《報導者》:「卡片標案都已經標完了,才在問我們說規格書有沒有什麼意見?中央印製廠都已經弄完之後,我們才審整體規劃。」他說,「很多人認為推動小組就是橡皮圖章。」(語出報導者 2021 年調查報導)

有的成員後來公開反對,有的直接拒絕出席後續會議。

這不是台灣第一次在晶片身分證上翻車。1998 年,國民黨政府曾推動「國民卡」——把身分證、健保卡、指紋資料全部塞進一張晶片卡。那次在學者和公民團體的抗議聲中無疾而終。20 年後,問題換了一張臉,核心矛盾卻沒有變。


「數位身分證可以是智慧政府的基礎,也可以是威權政府的基礎建設」

中研院法律學研究所研究員邱文聰是台灣數位身分議題最重要的學術聲音之一。他在中研院的專訪中解釋了問題的根本:

「最大的原因就是數位足跡的問題。紙本這種東西當場看了之後,除非另外再將內容抄錄,否則並不會有任何資料留下。但如果是在數位環境下使用時,一定會有一個使用紀錄。當數位足跡因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不斷地使用身分證而逐漸累積後,最壞的情形就是產生像對岸社會信用評分系統一樣的監控機制。」(語出中研院法律學研究所專訪)

而協助民間司改會訴訟的律師林煜騰則把話說得更直接:「數位身分證可以是智慧政府的基礎,也可以是一個威權政府的基礎建設。好跟壞之間,就是問責制度的重要性。」(語出報導者 2021 年調查報導)

📝 策展人筆記
這段話是整個爭議的核心。台灣從威權走向民主不過 40 年,對「國家知道你所有行蹤」這件事,敏感度比多數國家高。這不是被害妄想——2020 年初,超過 2,000 萬筆戶政資料被發現在暗網上兜售,內政部的回應是否認資料來自政府。邱文聰指出:「民主社會的特色就是會有政權輪替,就算現在的政府不會去做國家監控,你也不能保證未來不會有主張應該進行國家監控的政治人物上台。」


愛沙尼亞做到了——但台灣學錯了地方

內政部在推動 New eID 時,最愛引用的成功案例是愛沙尼亞。這個波羅的海小國只有 132 萬人口,卻建起了世界銀行稱為「全球最成功的數位身分證系統」。99% 的政府服務可以線上完成。他們甚至把「政府資料」本身做了異地備份——萬一國家被入侵,政府還能在雲端繼續運作。

🔢 數字說話

  • 愛沙尼亞:數位身分證普及率 97%,數位公民參與率全球第一(聯合國評比)
  • 台灣自然人憑證(2003 年發行):截至暫緩前,實際使用率始終偏低,主要用途集中在報稅季

但邱文聰指出,台灣只學了愛沙尼亞的技術表皮,沒學到底下的制度肌理。愛沙尼亞有專法嚴格規範身分證用途,更關鍵的是——每個公民可以隨時查詢「誰,在何時,為了什麼查看了自己的資料」,發現異常可以立刻提告。2007 年愛沙尼亞發生大規模政府資料外洩時,政府第一時間公開承認,並換發全國身分證號碼。

2019 年,內政部赴愛沙尼亞參訪後在報告中寫道:「政府當以最慎重縝密、嚴謹態度推動,惟遇百密一疏情形發生時,政府應勇於認錯。」然後回到台灣,做了幾乎完全相反的事。


口罩地圖:數位政府的另一條路

數位身分證擱淺了,但台灣的數位治理並不是一片荒地。事實上,最能代表台灣數位政府精神的,不是由上而下的 New eID,而是由下而上的g0v 零時政府

2020 年 2 月,COVID-19 疫情爆發初期,台灣實施口罩實名制,但民眾不知道哪家藥局還有口罩。台南好想工作室的創辦人吳展瑋率先做出了超商口罩地圖的雛型。時任政務委員的唐鳳看到後,立刻聯繫吳展瑋,並在幾天內協調政府釋出即時口罩庫存的開放 API。

「唐鳳有決定權,還能自己改 code,所以我們都不用北上向哪個長官報告,開發者專心開發就好。」——吳展瑋(語出科技新報 2020 年報導)

上千名公民黑客加入了線上黑客松。根據 NPR 的報導,在吳展瑋推出第一版地圖的六天之內,全台灣的人都能即時查看每家藥局的口罩庫存。韓國和日本的開發者隨後也效法台灣模式——但多數人的結論是:台灣經驗很難複製。

這段故事的啟示不只是技術。數位身分證和口罩地圖的對比,揭露了數位政府的核心弔詭:政府最成功的數位服務,往往不是政府自己設計的。


從政務委員到數位發展部

唐鳳在口罩地圖中的角色——不是指揮者,而是橋接者——後來也延伸到了她的新職位。2022 年 8 月 27 日,台灣的數位發展部(moda)正式掛牌,唐鳳出任首任部長。她在揭牌時說,moda 的發音像「馬達」,期許成為台灣數位發展的引擎。

數位發展部的成立本身就是 New eID 失敗的產物之一。當初數位身分證暫緩時,內政部長徐國勇坦承,未來數位身分證的「主管機關將是誰、需不需要另設一個新的專責機關,目前沒有答案」。兩年後,答案揭曉——數位發展部接手了這整塊拼圖。

但挑戰依然巨大。一位白帽駭客 Howard(化名)在接受報導者專訪時指出結構性問題:「政府根本原因是在於,承辦人員不懂技術,資安管理沒辦法落實。不管在外包規格書,還是在驗收的時候,你也是沒辦法驗證裡面有沒有資安問題存在的。」行政院 2019 年對 10 個公務機關的資安稽核,結果總平均僅 69.3 分,其中 6 個機關技術檢測不及格。行政部門內負責資安的專職人力缺額高達六成、逾千人。(語出報導者 2021 年調查報導)

🔢 數字說話

  • 調查局曾開出資安分析師職缺,要求博士學位 + 9 大專業技能,月薪:58,000 元
  • 2019 年銓敘部被揭露外洩 59 萬筆公務人員個資
  • 2021 年暗網上出現超過 2,000 萬筆台灣戶政資料

vTaiwan 與開放政府實驗

在數位身分證這條路卡住的同時,台灣在「數位民主」的另一條路上走得比多數國家遠。

2015 年上線的 vTaiwan 平台,用一套叫 Pol.is 的 AI 工具讓公民參與政策制定。最知名的案例是 2015 年的 Uber 規管討論——不是政府跟 Uber 談判,而是讓 Uber 司機、計程車司機和乘客直接在平台上辯論。最終凝聚出的共識成為立法參考。根據 CrowdLaw 的統計,自 vTaiwan 上線以來,超過 80% 的討論案最終轉化為具體的政府行動。

唐鳳對 vTaiwan 的態度很清醒:「這不是民主的解方,而是一個凝聚共識的過程。vTaiwan 上的粗略共識只能當做制定政策的參考,要造成改變,還是要靠公民參與的力量。」(語出報導者開放政府專題)

這和數位身分證的教訓互為鏡像——技術本身不是解方。沒有信任的技術是危險的;有信任但技術粗糙,反而可能走得更遠。


48 億買到的教訓

數位身分證計畫暫緩後,相關廠商原本求償逾 10 億元。2024 年 1 月,經公共工程委員會調解,最終金額落在約 2.8 億元以下。內政部長林右昌坦言,「2 億多元已是最好結果。」

2.8 億,加上已經花掉的設備和場地費,換來的是一個還沒發出去的晶片卡。但或許它真正換來的,是台灣社會對數位治理的一堂課:

你可以打造全世界最安全的晶片,但如果人民不信任你,卡片就永遠只是塑膠片。

愛沙尼亞用 30 年的透明累積了 97% 的數位公民參與率。台灣的公民社會證明了它有能力在三天內做出口罩地圖,也有能力擋下一個 48 億的政府計畫。兩者都是數位民主的肌肉。

邱文聰在中研院的專訪尾聲說了一段話,也許是這整個故事最精確的註腳:「你不能只去強調外國都有數位化多好多棒,我們應該趕快去學,但卻忽略了別人為了數位化而辛苦建設的法律制度基礎。」(語出中研院法律學研究所專訪)

2026 年的今天,台灣的數位身分證仍然沒有時間表。但每年報稅季,數百萬台灣人還是乖乖插上那張 2003 年就有的自然人憑證,用一台讀卡機,完成他們和政府之間最頻繁的數位互動。那張舊卡片沒有被信任危機砸中,因為它從來沒有承諾太多。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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