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 Game Jam 社群

30 秒概覽

台灣 Game Jam 社群的公開歷史從 2012 年算起，當年 Faust Li 赴日取經回來，與 IGDSHARE 在元智大學辦了第一場公開的 MIT Game Jam。此後社群以 Global Game Jam 台北場地為核心逐步擴張，發展成連結學生、開發者與業界的非正式網路。其中最獨特的實驗，是 2015 年創立的 KUSO GAME JAM——它不要求做好遊戲，只要求誠實面對「壞品味」的創作衝動。

關鍵字：Game Jam、IGDSHARE、Global Game Jam、KUSO GAME JAM、獨立遊戲、廢作

Global Game Jam 是全球最大規模的年度 Game Jam 活動，台灣場地自 2012 年前後陸續成立。

5 分鐘深度了解

一個怪問題的開場

2019 年，台灣遊戲開發者年會 TGDF 的講台上，投影幕先後出現了三張圖：Diane Arbus 拍攝的雙胞胎黑白照、1995 年香港自製遊戲 HK97 的低解析截圖、以及一碗冒著熱氣的臭豆腐。

講者問了一個不像遊戲演講的問題：壞品味是什麼？我們為什麼需要它？¹

這場演講是在為台灣一個叫做 KUSO GAME JAM 的社群活動辯護。那個活動從 2015 年開始，每年告訴參與者一件遊戲設計課程幾乎不會教的事：做壞遊戲沒關係。

從元智大學到全台：生根的過程

2012 年，李家屹（網路名 Faust Li，1979–2014）參加日本一場 Game Jam 取經回來，回台後與 IGDSHARE 合辦了一場「MIT Game Jam」，地點在桃園元智大學——這是台灣有紀錄以來最早的公開 Game Jam²。MIT 是「Made in Taiwan」的縮寫，命名本身就帶著在地宣言：台灣要做出自己的遊戲文化。那次活動規模不大，李家屹卻只再多了兩年——2014 年他過世，沒能看到這個社群之後的成長。

Global Game Jam（GGJ）是全球規模最大的年度 Game Jam 活動，每年一月底在全球同步舉行，主題統一發佈，參與者在 48 小時內從零做出一款遊戲。IGDSHARE 之後正式在台北設立 GGJ 第一場地，IGDSHARE 的 Johnson Lin 同時擔任 GGJ 亞洲地區負責人，成為台灣 Game Jam 生態早期最重要的推手之一³。

GGJ 格式給了台灣開發者一個平時難以複製的條件：強制截止日期。一款遊戲在正常開發流程裡可以無限期「還在做」，但在 Game Jam，48 小時後不管如何都要交出成品。這個強制完成的壓力，對許多第一次「做完一款遊戲」的參與者來說，是某種突破。台北第二場地從 2016 年起加入，到 2026 年已連續舉辦 7 屆，兩個場地共同構成台北 Game Jam 的基礎設施¹。

值得注意的是，在 GGJ 正式紀錄之外，台灣更早可能有大學內部跟著 GGJ 同步舉辦的非公開活動，但相關文獻難以查找，目前 2012 年的元智大學場是可查的最早公開紀錄。

KUSO GAME JAM 的誕生

2015 年，KUSO GAME JAM 以純線上形式舉辦第一屆。創辦人想問的問題很直接：如果把「做好遊戲」從目標裡移除，創作者會做出什麼？

從第二屆起，活動加入線下場地，與線上同步舉行。每屆規模在 15 到 35 組之間；疫情期間回歸純線上；到 2026 年已連續舉辦 12 屆¹。「KUSO」這個字從日文借來，在台灣網路文化裡早已演化為一種對荒誕、失敗、惡趣味的包容態度。KUSO GAME JAM 把這個態度結構化：廢作就是目標本身。

歷屆作品裡留下印象的，靠的是荒謬得準確而非精緻。2017 年的 PooPooL 以大便作為核心機制，之後實際上架 Google Play 獲得真實玩家下載，現已下架⁴。2023 年的「人打鼓太」把人類當鼓棒使用；2025 年的「你的心靈需要課程」用遊戲格式包裝偽心靈雞湯邏輯。這些作品畫面不精細，但設計意圖清晰——清晰地荒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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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品味的系譜

TGDF 2019 那場演講嘗試為「壞品味」建立一個具有歷史縱深的系譜¹：

Cult Movie 的邏輯：觀眾明知道爛，卻反覆觀看，因為爛得有某種純粹。Punk 的邏輯：刻意粗糙，抵抗精緻的主流審美，粗糙本身是立場宣言。Diane Arbus 的攝影⁴：直視社會邊緣，用鏡頭拒絕迴避畸型與弱勢，美與醜的邊界因此變得可疑。臭豆腐：氣味構成進入門檻，但通過門檻的人獲得豐富體驗，排外性是品質的一部分。HK97⁵：1995 年香港自製遊戲，製作粗糙、政治惡搞，因為太誠實地展示了製作者的衝動而成為某種藝術立場。

這幾個座標指向同一件事：有一種創作誠實，來自不假裝自己在做高尚的事。KUSO GAME JAM 想做的，是給台灣遊戲社群一個正式空間，練習這種誠實。

Game Jam 作為獨立遊戲的入口

台灣獨立遊戲開發社群規模不大，但 Game Jam 扮演了幾個具體的功能角色。

社交網路方面：開發者在 Game Jam 現場相遇，形成跨越公司與學校的橫向連結，許多後來的合作關係從這裡開始。學生入門方面：Game Jam 是許多學生第一次在真實限制下完成一款遊戲的場合，學校課程通常不提供這種壓力。把人留在生態系裡方面：十幾年前的 Game Jam 參與者，有一部分後來成為全職獨立遊戲開發者。日頭遊戲的開發者 Lee-Kuo Chen 是其中一個有跡可查的例子⁶——從社群參與到獨立作品發布，Game Jam 是那條路上的早期節點之一。

廢作的認真性

一個容易誤解的地方：KUSO 不等於不認真。

KUSO GAME JAM 歷屆作品在荒誕外表下，通常有清晰的設計意圖。創作者需要想清楚「這個遊戲為什麼壞得有趣而不是單純壞」——這本身需要設計思維。隨機亂做往往什麼都不是；真正有效的廢作，需要對「好遊戲」有足夠的理解，才能精準地破壞它。

這與 Punk 的邏輯相通：The Clash 的粗糙是刻意的粗糙，不是無能的粗糙。懂得為什麼粗糙，才能粗糙得有說服力。

兩種文化氣候的共存

台灣目前同時存在兩種不同框架的 Game Jam：GGJ 路線強調完成度、社群連結、與國際社群同步；KUSO GAME JAM 路線強調實驗性、荒誕美學、打破「遊戲應該是什麼」的預設。

兩者不互斥。許多開發者同時參加兩種活動，用不同框架練習不同的創作肌肉。GGJ 訓練「在限制下做出能玩的東西」，KUSO GAME JAM 訓練「在沒有標準下找到自己想說什麼」。前者回答遊戲設計的技術問題，後者回答創作者的動機問題。

延伸思考

台灣 Game Jam 社群的故事還在繼續寫。每年一月底 GGJ 的 48 小時，每屆 KUSO GAME JAM 的廢作交出時，都在回答同一個問題：做遊戲是為了什麼？

討論問題

1. 台灣的 KUSO 文化（台客、陣頭、惡搞）和 KUSO GAME JAM 的「壞品味正當性」之間，有沒有更深的文化連結？
2. 獨立遊戲社群的非正式網路（Game Jam、社群活動）在多大程度上替代了正式的產業培育機制？
3. 如果遊戲也可以是「臭豆腐」，什麼樣的發行平台或社群機制能讓這類作品找到對的受眾？

相關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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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本文主要資料來自 KUSO GAME JAM 創辦人 tppr2046 的第一手描述。如有事實補充或修正，歡迎開 P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