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 秒概覽： 1949 年，約 120 萬軍民隨國民政府從中國大陸撤退台灣，形成外省人與本省人的人口結構。戒嚴時期的制度性不平等，加上二二八事件留下的集體創傷，讓省籍成為台灣政治最敏感的底層邏輯。民主化後省籍矛盾被政治人物反覆動員，直到千禧年後才逐漸被「台灣人認同」所稀釋——但研究者說，它從未消失，只是換了形式。
一個從未住過山西省的台北人
1992 年，Rita 出生於台北。她的父親在出生證明的「省籍」欄，填下了山西省——一個她從未去過的地方，一個她父親也只在兒時記憶裡見過的地方。
Rita 是所謂的「外省人第三代」。她台語幾乎不會講，從小在國民黨或新黨政治人物的競選總部進進出出，家裡的長輩告訴她：「民進黨永遠不會幫我們，絕不能支持他們。」直到 2014 年太陽花運動，她才開始重新思考自己是什麼人。
「我的台灣認同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經過一連串政治事件啟蒙的，」她後來接受 BBC 中文採訪時說。「就像歐洲移民家庭的經歷，他們對移民國的認同，是一次又一次的經驗後才開始有的。」
Rita 的困惑，其實是七十年歷史壓縮進一個人身上的縮影。
1949：一場沒有打算長住的遷徙
| 1945-1952 年遷台規模 | 遷台外省人口佔比 |
|---|---|
| 軍人約 50+ 萬 | 1961 年外省籍占 12.2% |
| 公務員及一般民眾約 60+ 萬 | 政府要職中外省比例遠高於此 |
1949 年 10 月，國共內戰定局。蔣中正率中華民國政府撤退台灣，帶來了台灣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人口遷入。歷史學者林桶法估計，1945 至 1952 年間，合計軍人與平民來台總數約 120 萬人——其中軍人約占一半，大多數是單身無眷、倉皇撤退的男性。
這群人來自中國各省：江蘇、浙江、湖南、山東、廣東……他們互相也不認識。在此之前，他們在大陸的時候，江蘇人看浙江人也是「外省人」。但到了台灣，他們全部統稱「外省人」，與戰前就定居台灣的「本省人」相對。
💡 你知道嗎
「外省人」這個稱呼，最初其實是外省人自己劃分的。學者楊開雲認為：「本省、外省之分，不是本省人分的，而是外省人自己先分的，外省人因為初來的時候有一種優越感，於是鴻溝就劃出來了。」——但也有學者認為這樣的說法過於簡化，雙方的分化是互動的結果。
這些人的心態是暫居。政府宣傳「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大多數人相信自己很快就能回家。許多人沒有在台灣置產，也沒有認真學閩南語，因為「這只是過境」。
一過，就是一輩子。
二二八的傷：省籍矛盾的原罪
二二八事件發生在 1947 年，早於那場大遷徙兩年。但它是後來一切的底色。
1947 年 2 月 27 日，台北天馬茶坊附近，查緝私菸人員毆打女攤販林江邁，當場槍殺旁觀者陳文溪（時年 20 歲）。翌日，台北全市罷工罷市，抗議蔓延全島。3 月初，國民政府調來軍隊鎮壓，各地本省籍菁英、知識分子、醫生、律師被逮捕殺害，估計死亡人數在萬人以上。
這場屠殺把省籍差異燒成了集體創傷。本省人記住的，是外省人帶來的軍隊殺了自己的父兄；外省人被告知的，是本省人叛亂。雙方的歷史記憶從此分裂。
更重要的是：政府在事件後長達四十年不准公開討論。在戒嚴時期，二二八是禁語。傷口被封口布蓋住，但傷口沒有癒合——它在沉默裡發炎。
⚠️ 爭議觀點
二二八事件的死亡人數至今仍有爭議。行政院 1992 年《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估計為 18,000 至 28,000 人；部分學者認為此數字偏高；其他學者則認為因白色恐怖清鄉延伸死亡更難估算。無論數字如何，暴力的性質與規模是台灣歷史上確鑿的傷口。
制度性的不平等：不只是感覺
省籍矛盾不只是心理層面的，它有具體的制度結構。
1946 年，台灣外省籍公務員比例為 12.3%。三年後的 1949 年，這個比例升至 33.3%；到 1951 年更增至 39.1%。換句話說，在外省人只佔總人口 12% 左右的台灣，他們卻占了將近四成的公務員職位。
更嚴重的是政治核心。中央民意代表（立法院、國民大會）大多是 1948 年在中國大陸選出的代表，來台後「萬年國會」依法繼續行使職權，直到 1991 年才全面改選。在這四十年間，本省人在名義上代表「全中國」的國會裡幾乎沒有發言權。
語言政策是另一道看不見的牆。1945 年起，國民政府推行「國語運動」，強制在學校、廣播、政府機關使用普通話。1976 年廣電法規定廣播電視的「方言」節目不得超過特定比例——台語、客語，在台灣世代流傳的語言，被稱為「方言」，被限制在每天 1 小時之內。
在學校裡說台語被罰錢、掛牌羞辱，這是許多本省人的童年記憶。一種語言不被允許，就是一種身份不被承認。
📝 策展人筆記
語言壓迫的後果在今天仍可見。許多 1950-1970 年代出生的台灣人，即使是本省家庭，台語能力也大幅退化。而他們的子女一代，更可能完全不會說台語。這不是自然的語言演化，是政策造成的語言斷層。
眷村：另一個台灣
1984 年，國防部列管的眷村共有 888 處、109,786 戶，遍布全台各地。台北市最多，有 175 處；桃園縣次之。
眷村的形成有其邏輯：大批軍人無家可歸，政府把他們安置在臨時搭建的宿舍——竹籬笆圍起來，裡面住的都是外省人，外面是本省人的世界。
這個安排解決了住房問題，也製造了隔離。眷村裡說的是各省方言，吃的是北方麵食、川菜、湘菜，慶祝的節日和外面的台灣人有所不同。眷村的孩子長大後，有時連附近街道都不太走。
朱天心，外省第二代作家，在她的著作《古都》裡寫下了這種失根感：「像個觀光客在自己城市裡遊走，觀察那些不再屬於自己記憶的地方。」她在台北的街頭感受到一種陌生，不是對城市陌生，而是城市對自己的記憶陌生——眷村的台北和現在的台北，已經不是同一個台北。
1990 年代末，《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通過，大規模拆遷開始。到 2000 年代，大多數眷村已被改建為國宅或商業用地。曾經讓兩個世界分開的竹籬笆消失了，但那個生活在裡面的文化圈，也跟著散落四方。
目前台灣僅剩 13 處被指定保存的眷村文化保存區，四四南村是台北市現存最完整的一處。對很多人來說，眷村已成為懷舊題材，不再是一種生活現實。
✦ 「眷村文化的消失，某種程度上不是融合，是消滅。問題是——消滅的那一刻，有沒有人記得問過：你願意嗎？」
政治動員：省籍牌的誕生
台灣民主轉型有一個弔詭的地方：民主化讓壓制的聲音得以浮出水面，但這個過程同時讓省籍矛盾從私下的怨恨變成公開的選舉武器。
中研院研究員王甫昌的研究指出，1970 年代，蔣經國開始延攬年輕的本省籍政治人物。這個動作本來是開放，卻意外引起外省籍政治菁英的「危機意識」：外省人只佔台灣人口 12%，一旦民主化，失去政治優勢將是必然。
這個危機意識，反過來激化了本省人的族群意識。「台灣民主化能夠推進，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當時族群政治從很隱晦的態勢，到台面上的對壘，」王甫昌告訴 BBC 中文。
李登輝是這段歷史最複雜的人物。他是本省人，卻在國民黨體制內步步高升，最終成為台灣第一位本省人出身的總統（1988 年）。他的出現既是本省人政治崛起的象徵，也讓省籍矛盾從黨內衝突擴展到街頭。外省籍政治人物組成新黨（1993 年），以台北市為中心捲起旋風，訴諸「外省人的危機意識」進行選民動員。
與此同時，民進黨方面也不遑多讓。「台灣人選台灣人」的口號，把省籍身份直接轉化為選票邏輯。本省人佔台灣人口約七成，在民主選舉的數學裡，這個籌碼太誘人。
根據 TVBS 在 2012 年總統大選後的民調，約有 80% 的外省籍選民投給了國民黨候選人馬英九，僅約 10% 投給民進黨的蔡英文。族群與政黨的重疊，在那個時刻幾乎是完美的。
省籍矛盾，還是政治操作？
這是最難回答的問題。
台灣政治學者的研究顯示，省籍矛盾有其真實的社會基礎——不平等的制度歷史、語言差異、居住隔離、二二八的集體記憶——這些都是客觀存在的。
但同樣真實的是，這個裂縫被反覆政治動員所放大。《新左評論》（New Left Review）2004 年一篇分析台灣的文章指出：「族群張力本身並不是一個特別嚴重的社會問題，可以在台灣既有的民主框架內逐漸化解。今天它的煽動，純粹是政治權力鬥爭的產物。」（Tensions in Taiwan, NLR 28, 2004）
換句話說，省籍矛盾是真實的傷口，但傷口的癒合速度，遠不如政治人物需要這道傷口的速度。每逢選舉，矛盾就被重新挖出來晒太陽。
台灣作家平路說得直接：「雖然我們都很希望台灣沒有省籍情結，但如果說省籍情結已不存在，這也是個神話。一直有很多人說省籍情結已是個假議題，可它不是。」
世代融合：通婚、移民、和解
有一個數字很少被引用：根據中研院研究員王甫昌的研究，所謂「外省人家庭」，其中約有一半的女性配偶來自本省家庭。
這意味著，外省與本省的邊界，在婚姻市場上早就模糊了。很多「外省人」的孩子，有一個外省父親和一個本省母親。他們住過眷村，也住過眷村外面。他們的族群認同，沒有那麼容易被一個標籤裝下。
另一個跡象是「歸鄉」的困難。1987 年台灣開放赴大陸探親，頭一年就有數十萬申請。但大多數老兵回去之後，發現自己既回不去，也沒有家可回。鄉音還在，但那個鄉已經消失。社會學者曾嬿芬研究上海的台籍技術移工時發現：外省第二代在上海比父母更難融入中國社會——他們本質上，已經是台灣人。
這是最諷刺的融合：不是省籍矛盾被主動解決，而是外省人在不知不覺中，活成了台灣人。
當代：矛盾消失了嗎
天下雜誌 2020 年國情調查：20 至 29 歲的台灣年輕人，逾八成自認是「台灣人」；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比例只剩 1%。
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的長期趨勢資料顯示，自認「台灣人」的比例從 1992 年的 17.6% 上升至 2020 年代的超過 60%。這個趨勢跨越了省籍。年輕一代的外省人，許多和本省人一樣，認同的是台灣，而不是中國大陸。
2012 年之後，台灣已經沒有任何公開民調再按省籍區分投票傾向。有人說這代表省籍政治的淡化；也有人說，這只是大家不再願意公開承認它的存在。
Rita 的弟弟，那個職校畢業後從軍的外省第三代，因為不滿國民黨與北京走得太近，說要把票投給民進黨——他認同中華民國，反對中共，因此投給民進黨。在這個選擇裡，省籍邏輯已經被其他邏輯所取代。
但平路的話仍然在那裡：「如果說省籍情結已不存在，這也是個神話。」
也許更準確的說法是：省籍矛盾沒有消失，它只是換了一件衣服。台灣認同 vs. 中華民國認同，統獨光譜上的位置，對北京的立場——這些新的分裂，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省籍矛盾的基因。
舊的傷口，以新的症狀呈現。
1987 年解嚴那天，很多眷村裡的老兵哭了——不是因為自由，是因為意識到，這輩子可能真的回不去了。他們用一生的等待，等出了台灣。而他們的孫子女，早就忘記自己曾經有過另一個家鄉。
參考資料
- 芋仔與蕃薯的糾葛：1949 年外省人來臺後，對臺灣造成什麼影響？（故事 StoryStudio，2021）（二手）
- 台灣大選 2020：「外省人」投國民黨是否已成歷史（BBC 中文，2019）（二手）
- 臺灣省籍情結（維基百科）（索引）
- 臺灣外省人（維基百科）（索引）
- 中國是一場永遠回不去的夢：台灣外省人「歸鄉」的矛盾與哀愁（鳴人堂，2023）（二手）
- 台灣「外省人」生命歷程之多重記憶（數位典藏觀察室）（二手）
- 眷村（維基百科；1984 年 888 處眷村數據來源）（索引）
- Taiwanese Identity and the Memories of 2-28: A Case for Political Reconciliation（Project MUSE，2019）（學術）
- Tensions in Taiwan（New Left Review, NLR 28, 2004）（學術）
- 天下 2020 獨家國情調查（天下雜誌，2020）（一手民調）
- 台灣語言政策大事紀（國立台灣文學館）（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