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森林開發史：從資源榨取到國土保安的世紀轉向

是誰拿走了我們的珍貴森林？答案可能跟你想的不一樣。

清領後期：工業革命的引信與樟腦專賣

台灣林業的近代開發，並非始於對木材的渴求，而是始於對「樟腦」的壟斷。

全球賽璐珞工業與開山撫番

19 世紀中葉，西方正經歷第二次工業革命，賽璐珞 (Celluloid)（早期塑膠原料）與無煙火藥的發明，使樟腦成為戰略物資。當時台灣供給了全球約 70% 的樟腦。

政策邏輯：清廷為充實國庫，推動「開山撫番」，表面是教化，實則是為了深入山區設置「腦灶」。
世界史應證：這與當時列強在全球掠奪特用作物的資源殖民主義（Resource Colonialism）不謀而合。
深遠影響：此時期對森林的開發採「掠奪式」，導致淺山樟木林被砍伐殆盡，同時也打破了山區原住民的生態邊界，造成長達百年的族群衝突。

日治時期：帝國現代化與鋼軌文明

1895 年，日本領台後，林業政策從「邊陲掠奪」轉向「官營系統化」。

帝國戰略與三大官營林場

日本明治維新後的現代化建設需要大量高品質木材，而台灣深山的檜木林正是帝國眼中最佳的基建材料。

技術推論：日本政府願意投入鉅資興建阿里山、太平山、八仙山三大林鐵，是因為他們將台灣視為永久領土，追求「長線經營」。
林鐵技術細節：引進美國 Shay 傘齒輪火車頭，其垂直汽缸與傘齒輪傳動技術，是為了克服台灣山脈極端的坡度與細碎的地形。
世界史觀點：這反映了 20 世紀初大日本帝國模仿西方強權建立「帝國林業」的企圖心，將台灣檜木用於建造神社（如明治神宮）與軍艦，象徵政權的合法性與力量。

戰後轉型：冷戰孤島與「以林養政」

1945 年後，政權更迭。國民政府面臨的局勢與日治時期完全不同，導致森林命運發生了劇烈轉折。

美援斷絕與生存急迫性

1950 年代至 1960 年代，台灣被推向冷戰防線的最前線。隨著 1965 年美援結束，政權急需自籌財源以維持龐大的軍事支出。

政策動機：推動「以農林培植工商業」的產業政策（姚鶴年，1993），將森林視為「綠色提款機」。此時森林資源是換取美元外匯的商品。
- 1956 年擴大開發十三個林區厲行「多造林、多伐木、多繳庫」之三多林政（焦國模，1993）。
- 1958 年公布台灣林業經營方針，下令全省天然林除保留研究、觀察或風景用途者，檜木以 80 年、其餘以 40 年為清理期限，分期改造為人工林（姚鶴年，1993）。
技術轉向：林道革命：為了極大化利潤，政府捨棄昂貴的鐵道，改採破壞性極強的**「林道系統」**。大卡車直接開進深山，不僅砍伐速度驚人，不當的道路切削更造成後世嚴重的土石流隱患。

史實資料比較

資料解析：依據姚鶴年（1993）統計，日治官營三大林場（阿里山、八仙山、太平山）自 1912 年至 1945 年，砍伐面積合計約 18,432 公頃，砍伐材積約 663 萬立方公尺。需說明的是，此數字僅涵蓋官營林場，並未計入同期民營伐木業者，故實際總採伐量應高於此值。戰後 1946 年至 1990 年間，採伐材積則達 4,456 萬 7 千餘立方公尺，砍伐面積逾 34 萬 4 千公頃，約為日治官營數字的 6.7 倍（彭國棟，1989；林務局，1991；轉引自林國銓，1993）。
解讀差異：伐木高峰的 1972 年，林務局誌（1997）記錄為 180 萬立方公尺，焦國模（1993）則推估超過 200 萬立方公尺。顯示大伐木時代的林業史尚待進一步的史料公開與學術釐清（李根政，2016）。但不同資料來源都指向一樣的敘事。
時代推論：這反映了政權在「反攻大陸」思維下，將台灣視為臨時居所的短期耗損策略，而非長期的國土規劃。但國民政府史觀的「措置」在於，它將一場更大規模、更低成本、更缺乏永續考量的資源榨取，轉化為一場關於「生存」與「發展」的民族史詩。

被形塑出來的二元對立

在過去數十年的教育與宣傳中，國民政府成功地建立了一套對立的公式：

日治時期＝掠奪：將日本的開發定義為「奪取殖民地資源以供奉母國」，強調阿里山神木被砍去蓋明治神宮，強化受害者情緒。日治時期依靠森林鐵路，其軌跡固定且顯眼，我們今日在阿里山看見的「神木」殘樁，大多是日治時期伐木後留下的。這些殘留的遺產不斷提醒著人們當年的開發。
戰後時期＝建設：將大伐木行為包裝在「復興基地」、「發展經濟」與「安置榮民」的民族大義下。且政府將林業開發與東西橫貫公路（中橫）的開鑿緊密結合，形成時代下的英雄敘事。戰後開發引進了美式的「林道系統」（Forest Road），利用重型卡車深入山區。林道開闢速度快、成本低，且伐採完後往往因崩塌而消失或封閉。

誤導點：這導致大眾忽視了林業經營的連貫性。事實上，戰後初期的林務局幾乎完全繼承了日治時期的官營林場制度與技術，但在執行強度上卻遠超前者。

世紀轉型：從「征服」轉向「和解」

1980 年代起，環境意識在全球範圍內覺醒，台灣也經歷了「搶救棲蘭神木群」等公民運動。

1991 年全面禁伐：這是台灣林業史的分水嶺。政府正式宣布全面禁止砍伐天然林，森林經營方針從「經濟榨取」轉為「國土保安」。
東亞背景應證：這與 1990 年代東亞各國（如中國、泰國）在經歷大規模水患後紛紛實施禁伐令的趨勢一致。
後世影響：禁伐導致台灣木材自給率降至 1% 以下，產業極度依賴進口。這促使當代重新思考「私有林利用」與「國產材永續開發」的平衡點。

總結：森林開發的時代軌跡

從整個時間軸看，台灣森林經歷了三次價值定義的位移：

19 世紀以前：森林是「荒野」，是開墾的障礙。
20 世紀初至中葉：森林是「資產」，是換取國力與美元的籌碼。
21 世紀：森林是「家園」，是緩衝極端氣候的韌性屏障。

這三百年來的林業政策，本質上是人類對於「自然價值」定義的變遷。當我們今日走進阿里山，看見的不應只是美景，更應看見那些刻劃在年輪裡，關於全球地緣政治與生存掙扎的深刻痕跡。

參考文獻

李根政，2016，〈台灣大伐木時代，到底砍了多少樹？〉，收錄於大元山翠峰湖網站。2016年7月20日。網址：http://www.taiwanland.tw/06Dah-yuan/discussion/word27.html
台灣省林務局，1997，《台灣省林務局誌》。台北：台灣省林務局。
農傳媒，2019，〈聽森林的身世，揭開臺灣大伐木時代的美麗與滄桑〉，https://www.agriharvest.tw/archives/8214/。
姚鶴年，1993，〈日據時期林業〉，頁 9–30；〈光復初期林業〉，頁 31–64，收錄於中華民國台灣森林志編撰委員會編，《中華民國台灣森林志》。台北：中華林學會。
焦國模，1993，〈林業政策〉，頁 175–193，收錄於《中華民國台灣森林志》。台北：中華林學會。
林國銓，1993，〈森林資源的過去與現況〉，頁 1–29，收錄於夏禹九、王立志、金恆鑣編，《森林資源的永續經營》。台北：台灣省林業試驗所。
彭國棟，1989，〈台灣森林經營所面臨的生態問題〉，論文發表於「生態問題下的森林經營」。台北：林試所。
林務局，1991，《台灣省林業統計》。台北：林務局。